當時，台灣一般民眾的工資水平大約在20元左右，而加入日軍則可以領到200多元。台北的徐東波就承認：“1943年夏天，我23歲，那個時候在報紙上常會看到刊登入伍的通知及新聞，在我結束餐廳工作後第2天，台南有入伍的考試，當時我想，每個人都得抽簽入伍，若抽到了，去當兵只有10元的薪俸，但是志願從軍，卻有160元的薪俸，就在這種半勉強、半志願的心情下，我向日本軍隊報到，大約1個月之後，即啟程前往菲律賓。”
其次，當兵可以獲得跟日本人大體同等的社會地位。日據時代的台灣民眾並不能享有與日本人同等的社會地位，是二等、甚至三等國民：日本人吃白砂糖，台灣人配給較差的黑砂糖；日本人吃上等瘦肉，台灣人則只能供給少量的下等豬肉。
然而，如果能夠當兵，不僅能夠有更多的收入，而且能夠與日本人有同等的地位。因此，許多台灣人就志願從軍。曾經參加日本陸軍特別志願兵的台灣宜蘭縣簡傳枝稱：“當年當日本兵的台灣囝仔（閩南語：年輕人、小孩子之意），只想與日本人平起平坐，成為一等國民。
愚民洗腦威逼利誘
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日本殖民當局為了消弭台灣人民的反抗意識、鞏固殖民統治，大力推行“皇民化”政策，企圖將台灣人改造成在精神與行為上對日本帝國完全效忠的愚民。1937年，小林總督為了切斷台灣與祖國大陸的文化聯繫，下令各報紙廢除中文欄，並強迫關閉民間傳授中國語文的漢文書房，1940年更宣布禁止慶祝農歷新年，並以紀念日本建國2600年為由強迫台灣人改換日本式姓名。
此外，日本殖民當局還通過教育、文化等途徑消弭台灣人的祖國意識，灌輸其必須效忠日本天皇、支持對外聖戰的思想。其中，以《沙鴦之鐘》的集體洗腦最為典型。《沙鴦之鐘》是日本在二戰期間拍攝的“大東亞共榮圈”樣板電影，電影講述的是泰雅族少女沙鴦，為奉召從軍的蕃童教育所日本老師送行，在途中失足墜河的故事。日本駐台灣總督在沙鴦失足的河邊，立下一口鐘，鐘上刻有“愛國之女沙鴦”字樣，並在河邊立下紀念碑，將這名不幸喪生的少女作為共榮圈人民效忠日本，為國犧牲的樣板。
這部集合當時一流編導、演員，並由日本首席紅星李香蘭主演的電影，在台灣播放時反響熱烈。在這個氛圍下，台灣原住民泰雅族陳幹雄當時也奉召加入由台灣原住民組成的“高砂義勇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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