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28日電／據光明日報報道，2020年11月，王振芬、孟憲實、榮新江主編的《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以下簡稱《旅博文獻》）由中華書局出版發行。這批文獻被學界譽為“敦煌吐魯番文獻中‘最後的寶藏’”，從新疆到日本再到旅順，歷經滄桑，終與世人相見。12月20日，新書出版座談會在北京召開，與會專家無不給予高度評價，認為這是敦煌吐魯番研究的“里程碑式的成果”，創造了敦煌吐魯番文獻整理的新標的。
百年前，我們無法主導流散文書回流，甚至無權給予統一名稱——時至今日，比“敦煌吐魯番文書”這一泛指更加清晰的，是“英藏”“法藏”“俄藏”“德藏”“大穀”等以收藏地或攫取者命名的簡稱，“旅博文書”的命名為中國在“敦煌吐魯番文書”的所有權正名。“旅博文書”總計26000片的文獻殘卷，有著多方面的學術價值，印證了古代絲綢之路，同時闡明了中華文化的傳播與影響。
1.從“大穀文書”到“旅博文書”
出土於新疆的漢文文獻，何以入藏旅順博物館？這要從上世紀初開始追溯。
自1900年的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敦煌文獻被發現並開始外流，開啟了一段陳寅恪所說的“吾國學術之傷心史”。瑞典斯文赫定、英國斯坦因、法國伯希和、俄國奧登堡等一批批“探險家”接踵而至，瘋狂攫取中國的文物。新興的東方國家日本也不甘落後。1902—1914年，日本西本願寺第22代法主大穀光瑞率隊，先後對中國進行了三次“探險”，足跡涉及新疆、甘肅、雲南等地，劫掠了種類繁多、數量巨大的文物，統稱為“大穀收集品”。其中，古文書一類稱作“大穀文書”，大多出自新疆吐魯番地區，少數來自新疆庫車、和田等地的古代遺址、墓葬，還有一些來自敦煌。這是中國文物傷心史的一部分。
像走散的孩童一樣，“大穀收集品”在遠離故土、運抵日本後幾經輾轉。第一批文物，分存於日本西本願寺和當時的帝國京都博物館（今京都國立博物館）。1944年，大部分紙本文書歸還了大穀家；其他文物賣給了木村貞造，20年後又轉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第二、三批文物，1908年後存放於神戶六甲二樂莊；1914年，二樂莊賣給政商久原房之助，存放的文物再度分家，一部分於1916年5月運抵漢城，賣給朝鮮總督寺內正毅，最終落腳朝鮮總督府博物館（今韓國漢城國立中央博物館）和朝鮮原德壽寺宮石造殿。另一部分，分兩批運抵旅順，先後進入大穀光瑞在旅順新市街的住所。1925年11月，大穀光瑞因面臨嚴重的經濟問題，將“大穀收集品”賣給當時的關東都督府滿蒙物產所（今旅順博物館）。1945年日本戰敗，這批變賣的文物以“戰利品”的身份被蘇聯接管，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才最終留在旅順博物館。這其中，包括如今整理出版的“旅博文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