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2月8日電／據澎湃新聞報導，韓國文學在大陸翻譯出版並非近些年之事，早在2007年中韓建交15年時人民文學出版社便攜手韓國文學翻譯院與韓國大使館文化院出版了一套“韓國文學叢書”，主要包括三位著名女作家，分別是朴婉緒（《那個男孩的家》）、殷熙耕（《鳥的禮物》）以及申京淑（《單人房》）。其後這部叢書在接下來的幾年裡經過擴展加入了其他作家，其中便有頗受好評的“80後”金愛燦。而從2014年開始，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也翻譯出版了“韓國文學作品選”十多册，使得國內韓國文學的翻譯版圖變得更加多元與豐富。
除了這兩類叢書之外，其他出版社也零散地出版過其他韓國作家作品，但即使如此，引起的關注和討論也大都局限在特定的韓國文學或文化愛好者群體中，直到2019年翻譯出版了趙南柱寫於兩年前的《82年生的金智英》，韓國文學——或準確地說是韓國現代文學中所關注的女性題材才在國內引起關注，從而帶來了其後（特定的）韓國文學出版翻譯的高潮，而另一位“80後”金惠珍的《關於女兒》以及《中央站》兩部作品也便乘著這股東風來到中國。
一、“女性處境”成為問題
很多讀者對《82年生的金智英》的文學評價一般，也對其引起的劇烈討論感到疑惑，認為它是某種具有強烈意識形態的工具性作品。這類對趙南柱作品的評論大都會落入喬安娜·拉斯在《如何抑制女性寫作》所批評的範圍。而或許更準確地來說，恰恰是因為外部社會環境以及特定事件的發生，讓更多的人開始理解或是漸漸明白了《82年生的金智英》在講的故事以及關於金智英這個女人所遭遇的具有普遍意義的處境。趙南柱這部作品引起的關注與當下人們真實、切身的關注和境遇息息相關，尤其是涉及到人類一半個體的生存經驗與痛苦時，引起的共鳴所產生的力量必然是宏大的。
那為什麼在此之前人們對於其他韓國女性所寫的故事感知有限呢？如在《關於女兒》導讀中提到的韓國“30後”著名女作家朴婉緒，她的經典代表作《裸木》中便出現了為死於戰爭中兒子悼念的母女；而在更加具有女性意識的殷熙耕的小說中，她對女性處境、遭遇的束縛和痛苦的描繪入木三分，但她們的小說最終都未能如趙南柱的作品引起如此大的跨地域討論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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