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近期相對熱銷的樓盤，基本上都是以主打中小戶型為主的旗號，且價格放量到了一些剛需“基本滿意”的程度，售樓部外停著的車也大多為本地車牌，成交客戶中也大多以本地自住者為主。用一句開發商的話來說，“誰在今年抓住剛需，誰的日子才能好過一些。”
這話不無道理，無論從信貸層面還是政府層面，多地“曲線救市”的初衷目前也只是響應國務院和住建部“要支持居民購房的合理需求”。而奢望取消“限購”這一殺傷力極強的政策，在今年看來基本毫無希望。近期召開的國務院會議也再次提出，要堅持房地產調控政策不動搖，避免出現反復，並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給。
因此，再出現幾年前政府大舉托市的現象已不太可能。為剛需“保駕護航”，注定成為今年樓市的最大議題。
“救市”是計劃經濟思維
二、三線城市紛紛上調住房公積金貸款額度。杭州當然不在其列。對於杭州樓市而言，這條新聞只能算是舊聞。早在2009年5月份，杭州就已經提前發生了這條新聞，而且擁有更猛的料：比如“住房公積金貸款最高額度由60萬元提高到80萬元”；“申請住房公積金貸款的基本條件，由連續繳存住房公積金‘一年以上’調整為‘六個月以上’”；“給予住房公積金貸款利息30%的階段性補貼”。如今那些讓武漢、南昌、瀋陽等城市興奮的公積金新規，在杭州的陳年舊規面前只能算是“小兒科”。
這些“小兒科”的招數，被業界不少人寄予厚望，被認為是政府“曲線救市”的先兆。我對這些“小兒科”的招數到底能不能“救市”並不關心，我更關心的是“救市”本身的合理性。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在2008年的房地產低谷期，曾經撰文支持“政府救樓市”，因為他認為實在找不出第二個啟動內需的增長點：“在這樣的時刻，支持政府救市，就是把腦袋伸出來找打。但是，就是被打成殘疾人，我還是願意表達自己的觀點：政府在此刻救市，有它的‘道德正義’”。如今房地產的低迷程度絕不亞于2008年，不知道吳曉波是否仍然願意秉持“救市”的“道德正義論”？
但是，我反對“救市”。我們總是譴責“限購令”違反市場經濟精神，誠然，高層對於這種譴責也坦然接受，住建部部長姜偉新公開稱“限購政策是個行政辦法，是我們不得已而採取的辦法”，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也公開說“長期採取限購政策與市場配置資源的原則相悖”；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可以再用一種違反市場經濟精神的手段來消除“限購令”的影響。所謂的“救市”，就是一種違反市場經濟精神的手段，它更多地體現了計劃經濟的思維。從2003年開始的房地產調控，時斷時續，行政壓力下的下跌與行政减壓下的報復性反彈交互出現，也就是說，房地產調控一直難以跳出“短期化”怪圈。在這背後，實際上是計劃經濟思維在作怪。
我還是把觀點提煉得更直白一些：如果你要譴責“限購令”，你就沒有資格要求政府“救市”。市場經濟的改革之路，同樣依賴于“人民的覺醒”。就房地產市場而言，政府、房企和購房者都必須接受更多的市場經濟思維訓練，比如不要動不動就起了“救市”之心。當然，我也反對“限購令”，它不可能是長期性的政策。“限購令”違反市場經濟精神是既成事實，但願未來的“限購令”退出方式不是計劃經濟式的(比如這時候“救市”肯定是最壞的選擇)，而是遵從了市場經濟規則，比如用房地產稅來作為替代政策。正如不久前英國《經濟學家》周刊專門寫給中國的寄語：“對地方政府來說，發展成熟的房產稅將提供穩定的收入來源。而且這類稅還能使地方政府獲得一部分它們自己創造出的價值：隨著政府投資本地設施，房價會上升，這樣它們就能獲得更多的稅。房產稅還能緩和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巨幅波動。徵收房產稅會使購買和保留第二套或者第三套住房的成本增加，迫使一些房主出售或者出租空置的房屋……中國必須馬上行動，改革房產稅收政策，否則將不得不面對地方政府的羸弱財政，甚至更多的社會不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