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知名爆料人周筱贇發文稱，中國紅十字會社會監督委員會的實質就是紅會養的公關部，社監委委員、新聞發言人王永則被指為社監委實際控制人，其所在社團與紅會涉嫌商業利益交換。對此，王永發表聲明稱，紅會出經費是國際慣例，自己與紅會並無商業利益往來，自己被質疑完全是被誤傷。
道理越爭越明，真相也越辯越清。公關部也好，監督委也罷，都得靠事實來說話。報料人有舉報和質疑的權利，社監委有解釋的機會，兩者並不對立和衝突。對於紅十字會社會監督委員會來說，經得起質疑和檢驗，才能真正走得更遠。
紅十字會社會監督委員會號稱獨立的第三方，其功能不僅僅體現在一個體系構架，而更多是作用發揮。如果表面上是獨立的構架，私底下卻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或者監督和被監督者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那麼所謂的“經費由紅會提供並不影響獨立性”的解釋，就極為蒼白。對於公眾來說，他們其實並不想在所謂的“獨立性”上作過多的爭論，更願意“用成效來說話”，“獨立”的社監委究竟做了些什麼事，將要做什麼事，落實了什麼舉措，對於問題不斷的紅會起到了那些監督作用，這些問題似乎都沒有答案。
成立已經快半年的社監委之所以引起公眾的關注，更多的是其承載了外界強烈的期盼。公眾希望有一個獨立的機構來承擔這項任務。遺憾的是，社監委在體制上的短板使之作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一方面，在人員來源上，依據《中國紅十字會社會監督委員會章程》第7條的規定， 社會監督委員會的首任委員由中國紅十字會執行委員會決定聘任。意味著現任的社監委16名成員，均受聘於紅會。另一方面，其24條、25條又要求，社監委的經費和場地都由紅會提供。如此看來，一個由紅會聘請，並提供經費和場地的機構，要確保其獨立性確實值得懷疑。
即便自己聘請人來監督自己能夠保持相對的獨立性。不過在時下的社會環境下，又如何來保證監督者本身受到監督？從現實情況看，監督者若是自身無以受到監督，就會導致監督權的濫用，要麼成為牟取利益自肥的工具，要麼就是和被監督者沉瀣一氣，彼此之間進行利益輸送和交換。
真正獨立的第三方，是不受任何人財物的影響，彼此之間沒有任何行政隸屬關係，其只對社會大眾負責。很明顯的是，中國紅十字會社會監督委員會並不具有這樣的體制優勢。如果說紅會問題不斷是源於體制的話，那麼社監委同樣存在類似的問題，紅會運作不公開不透明的弊端，社監委同樣無以幸免。在這種情況下，以“獨立性”為自己漂白的社監委，就只能拿行動和成果來說話。
社監委的監督模式，本身就是外界監督無以實現的情況下，希望從體制內實現有限的改良，雖然不是最優選擇也可以視為折衷方案。若是社監委自身都經不起外界的質疑，其不但無以實現紅會社會形象的提升，反倒會加速其滑落。而對於外界來說，透過這場“公關部”還是“監督者”的爭論，也能更清楚的看清社監委的實質，更有利於社會監督功能的發揮。（時間：5月16日 來源：華龍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