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汹湧”的“吐槽”，昨天下午，廣州官方就“赴穗3日內需登記”進行答疑，稱“3天內報到”的規定並非上述通告首次提出，其出台“是有扎實的上位法依據的”。
這裡所說“上位法”，是指2009年頒布的《廣東省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條例》，該《條例》第十條確有類似的規定。答疑官員表示，“廣州是一座包容開放的城市，不會因暫住登記這一工作而影響廣州的形象”，且通過加強來穗人員居住登記工作，可以更有利於全面掌握來穗人員群體的實際情況，為制定來穗人員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政策提供參考依據。
如果答疑官員所謂“加強來穗人員居住登記工作”，是為了“全面掌握來穗人員群體的實際情況，為制定來穗人員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政策提供參考依據”之說確實，那麼，廣州頒布的上述通告就不僅不能被稱作“閉關鎖穗”，相反卻可以稱得上是在探索轉型期中國的社會治理之路上先行了一步。因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實則是中國城市化與轉型期中國的社會治理問題的症結所在。廣州如能在此方面做出有益嘗試，就將又一次引領社會發展的潮流。
廣東是引領中國改革開放潮流之地，也是觀察中國改革開放績效的窗口。廣東、廣州的一舉一動受到全國輿論的關注，實際上是全國公眾關注改革開放走向、關注中國未來走向的折射。改革開放的績效有千項萬項，最根本的一項就是擴大了人的自由度。改革開放，改什麼，革什麼，開什麼，放什麼，其標準定奪、其內容取舍全在自由。有多大程度上自由的人，生產力就會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解放。
廣州、廣東是向更開放、更自由的路向前行，讓社會治理的步伐努力追上和適應開放和自由的腳步，還是讓開放和自由腳步停下來等待社會治理的進步，這是兩個取向完全不同的選項。此前30多年，廣東基本上是以前者作為選項，由此形成了改革開放促自由度增大，自由度增大促改革開放的良性循環。當然，此謂之良性，並非沒有波折，並非一帆風順，而是坎坷中的相得益彰。沒有流動人口，沒有自由，沒有流動人口在廣東先自由起來的歷史，廣東的改革開放幾乎不可想象。
所謂“流動人口”概念，在相當程度上，其實正是一部分人在流動方面受限、非均等、不自由的現實的反映。給流動人口“國民待遇”，讓所有國民平等享受國家公共財政支撐的基本公共服務，這是社會公正與正義的基本要件，當然也是法治國家的構成要件。因此，廣州市上述通告中的有關規定，如能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相關規定聯繫起來，就不會讓人產生誤解。
再者，不獨廣州，現行許多地方，仍未從法制思維騰挪到法治思維上來，把本是公民權利的事項，偏偏以強制義務的方式來落實。而公民權利的實現方式，乃為積極與消極兩種。只許以積極方式實現權利，則公民權利就在執行過程中變成了義務。（來源：光明網 作者：光明網評論員 本文略有删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