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報道，天津師範大學初等教育學院大一學生吳昕怡在學校單間宿舍燒炭自殺。
客觀講，紙媒抱有審慎，它呈現的是“燒炭自殺女大學生最後的125天”，網絡擇其所要，將它變成“大學女生因乙肝歧視燒炭自殺，家屬指責校方”。網絡的這種呈現方式更能促成一個話題的生成，并引發討論。
對疾病的恐懼、對病患的歧視是古往今來的一個社會問題，在今天仍然沒有消除。一個孩子因為這樣的因素而生命摧折，更是讓人唏噓。
面對疾病和來自周遭環境的看法，大多數人會積極妥善處之，而不會把自己帶到絕望的懸崖邊。在一些人看來，乙肝不是什麼大病，處在心智成熟階段的年紀，吳昕怡太過脆弱，甚至生發對現在大學生群體的心理評判。在吳昕怡的媽媽陳小玲眼裡，女兒溫順乖巧，熱心腸，喜歡搞怪，這樣的性格何以在檢測出乙肝後有了這樣大的改變？如非親身經歷，旁人很難理解，吳昕怡如何在感受標簽與痛苦，毀滅性的力量對她而言究竟又是什麼？生命已逝，悲劇在具體情境下發生，承受力太差恐怕不足以解釋所有。
就報道來看，校方認為自己的行為無可指責。吳昕怡檢查出大三陽後，學院曾向她的室友們普及常識，同學們并不是在疏遠她，住單間宿舍是學生本人和家長向學院申請的，對於乙肝病毒攜帶者，學校在學習生活上和其他學生沒任何差別對待。但吳昕怡媽媽的說法是，室友不敢碰吳的衣架，手機放在別人桌上，大家會把她們的東西趕快收走。學院的領導還在電話裡說，得開一個“乙肝病毒攜帶者不影響正常上學”的證明。在家長看來，孩子的死跟學校、學院的一些不當對待和在校園承受的巨大壓力有很大關系。
一個人放棄生命，往往來自巨大的壓力和痛苦，但壓力和悲劇之間，有著巨大的變量。這些變量怎麼組合，很可能催生出不同的結果。吳昕怡的悲劇跟乙肝有關系，但也有複雜性。
從學校來說，也許，天津師範大學的做法沒有大問題，但仍然有可檢視之處。學校的能量大過個體，也有責任讓自己的學生看到學校表達溫暖的多種途徑，一個剛性的環境，按規則來，縱無過錯，但對承受壓力的個體來說，點滴細微都可能會被放大。對學生及其家庭來說，征兆已經顯現，但沒有合適的通道來緩解，壓抑的東西不斷積累，最終導向了悲劇。
在人類的疾病史中，社會對待病患充滿語言、行動的暴力不少見。這甚至被上升到哲學表達的高度。比如福柯曾剖析西方社會如何把麻風、鼠疫、癲狂患者以不同方式隔離於社會的過程，并從中窺見西方社會走向近代文明的主要核心動力與政治權力本質上的變化。蘇珊•桑塔格所著的《疾病的隱喻》也反思和批判了諸如結核病、艾滋病、癌症等，如何在社會的演繹中一步步隱喻化，從“僅僅是身體的一種病”轉換成了一種道德批判的過程。
如果我們承認吳昕怡“因乙肝歧視燒炭自殺”，那麼歧視作為一個誘因，它不像一些事件那樣激烈、刺眼。如果我們承認吳昕怡陷入一種巨大的痛苦，那麼這種痛苦的根源是軟性的、波瀾不驚的暗潮，它不被習察，卻導致了一個花樣生命的消失。
孩子的脆弱，學校管理的不盡周到，也許都能讓人發出感嘆，但吳昕怡的悲劇，讓人看到即使在對疾病的恐懼與歧視越來越抱以平常心的社會裡，痛苦的分層與細微的誘因。一個社會所致力追求的東西，不只被宏大命題提醒，也被細小的生命故事承載。（來源：晶報 作者：肖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