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出於治安管理的目的，出台標准嚴控“仿真槍”，有其合理性。但出於行政管理目的而制定的“仿真槍”標准，是否該在法庭上機械套用刑法呢？私藏一把真的制式槍支和私藏一把剛剛“超標”的仿真槍，按一個標准處罰，這符合罪責相當、實事求是的原則嗎？
這次福建省高院以“量刑明顯不當”為由再審劉大蔚“走私武器罪”，也是明顯感到了“仿真槍”按真槍量刑的不合理性。
正在進行的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宣示從“以偵查為中心”轉向“以審判為中心”，從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以偵查為中心”除了刑事案件辦理流程的偵查主導，可能還包括在立法層面，因為偵查機關以“部門立法”方式過多參與，使得司法據以裁量的基准從一開始便不得不向偵查傾斜。
“以偵查為中心”的弊病，也包含了以偵查機關參與制定的法律法規為司法裁量依據的問題，偵查機關既是標准制定者，又是刑事案件發起方，所謂“偵查中心論”便有了制度背景。“以偵查為中心”的司法，也因此身陷另一場“仿真”危機。（來源：澎湃新聞社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