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事後防範而言，“兩高”的司法解釋規定，非法獲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個人信息“五百條以上”“五千條以上”“五萬條以上”，或者違法所得五萬元以上的，或者“造成被害人死亡、重傷、精神失常或者被綁架等嚴重後果”“造成重大經濟損失或者惡劣社會影響”即屬“情節特別嚴重”，這無疑是在司法上築起了一道墻。而要說到嚴防“內鬼”，還應該有另一道墻，即將“侵犯個人信息”行為，與行業誠信和整個社會的誠信體系對接起來，以行業准入、從業限制等方式，加大對那些非法獲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個人信息者的社會懲罰。比如，對洩露客戶信息的中介人員，一旦查實，就應該全行業禁止再聘用，從而加大其違法成本，以起到更好的警示和約束作用。
在保護公民個人信息上，“兩高”適應現實司法需求而及時作出司法解釋，開了一個好頭。同時，更重要的是結合司法解釋的精神，從落實責任上入手，從源頭加強防範，相關機構在保護公民個人信息多點給力，才能讓公衆少些無力。（來源：南方日報 作者：子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