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醉駕一律入刑”，在一開始實施時便存在一定爭議。如根據《刑法》第十三條，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以及其他危害社會的行為，依照法律應當受刑罰處罰的，都是犯罪，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此外，第三十七條規定也提到，對於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就此而言，此次最高法出台的《量刑指導意見（二）》明確：對於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被告人，應當綜合考慮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機動車類型、車輛行駛道路、行車速度、是否造成實際損害以及認罪悔罪等情況，准確定罪量刑，也屬對爭議的回應，是有法可依。
但還是應該看到，在現實層面，“醉駕一律入刑”之所以產生如此大的社會效果，與其說是“入刑”對應的嚴重刑罰後果，不若說是“一律”所彰顯出的執法剛性。因為，相較於其它的“標准”，血液酒精含量是相對最為客觀和量化的標准，它大大壓縮了執法的可能漏洞與彈性空間，從而有力的打消了多數人對於酒駕的僥幸心理——這一點對防範醉駕很關鍵。對醉駕“情節顯著輕微”免刑，確實能够體現量刑上的區別對待與精准性。但這一制度層面的調整，是否會導致較大的執法漏洞，繼而降低醉駕入刑的剛性，卻不得不有所警惕。
而量刑標准的調整，也該拿出更現實的依據與說服力。比如現實中，像酒駕後挪動一下車位，或者緊急情況下不得不醉駕的情形，到底有多少？因此被追究刑責的又有多少？此外，“情節輕微”的具體標准該如何拿捏？事實上，今年初，浙江、上海等地就出台了醉駕案件的最新規定，指出像挪動車位等六種醉駕情形可以免除刑事處罰。若真要規範量刑，也當借鑒這種規定具體情形的做法，以避免量刑的彈性空間過大。
法律的調整，絕不僅僅要看其規定本身的優化與完善，更要看其與現實的接洽度。比如，在執法公正度仍存疑的社會背景下，法律規定的“彈性”越多，越有可能增加執法層面的漏洞，放大社會對於某一違法行為的僥幸心理，從而弱化法律本身的權威。而“醉駕入刑”到底如何做好量刑規範，又不增加執法漏洞，確實需要慎重對待。（來源：華西都市報 作者：朱昌俊 本文略有删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