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各高校在選拔學生的條件設置上，都具有高度的自主權。即使是劍橋大學官方宣布認可了高考成績，但具體認可到什麼程度，在錄取中實際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各學院應該會有一定的差異。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如果要申請劍橋大學的醫學、生物等相關專業，即使我國學生高考成績優異，高考時考了生物、化學兩科，但仍舊需要參加名為BMAT（Biomedical Admissions Test）的考試，這一考試的成績在這類專業的錄取中相當重要。
不論如何，隨著我國考試招生制度的不斷完善，全球範圍越來越多的高校在不同程度上認可高考成績，就足以證明高考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績。然而與高考“走出去”不斷獲得國際認可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內對高考改革的滿意度似乎要低得多。其背後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是“招”的差異，招生的價值導向、主體、組織方式、具體操作等各方面都存在很大差異。
由於政治體制、文化傳承和社會認知等多方面的不同，英國的大學招生更多表現為高校治理方面的特征，而我國則把大學招生作為重要的教育乃至社會治理領域，前者的主體是大學，後者的主體則是政府。這種差異化的存在是理解高考改革現實和路徑的基點，更是推行改革時在不同價值取向上進行平衡和程度拿捏的參照。
高考恢複以來，我國在“考”這一端的改革已經比較頻繁，成效也比較顯著，幾乎每過幾年都會改動一次。但我們也要注意到，高考的某些方面一直沒有大的變動，“招”就是其中的典型。堅持“招”上的平穩，盡管在教育領域付出了一定的代價，但在保障社會公平、降低社會風險和維護社會穩定上功不可沒。
基於我國的招考邏輯來理解國外高校認可高考成績的做法難免片面，“跟樣學樣”式地引進國外招考制度的局部亮點，也難免盲目和華而不實。當下，我國高考綜合改革正在走出自己的道路，改革的先行者冒了風險，也承擔了試錯的成本。而國外名校對高考成績的認可何嘗不是一針“強心劑”或一顆“定心丸”呢？（來源：科學報 作者：章建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