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包公司有罪，雇主可以免責。”這一論調并不妥當，這是基於個體的原子論假設。在這一假設裡，各個社會主體完全孤立，彼此沒有聯系。由此衍生的邏輯是他（催債公司）暴力催收，與我（網貸平台或放貸機構）有何相幹？先不說這一假設站不住腳，網貸領域的規定也絕不允許這一“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
《互聯網金融逾期債務催收自律公約（試行）》顯示，從業機構實施債務催收外包，應建立完善的外包管理制度，審慎選用外包機構，明確劃分經濟法律責任，持續關注催收外包機構的財務狀況、業務流程、人員管理、投訴情況等，確保外包機構遵守本公約要求，如因外包管理不力，造成損害債權人、債務人及相關當事人合法權益的，從業機構應承擔相應責任。
51信用卡雇傭催債公司，是否做到了上述文件規定的持續關注催收外包機構的投訴情況？警方在通報中提到，“51信用卡”涉及大量各地異常投訴信息。“51信用卡”如果能正視這些投訴，早早處理違規的外包催債公司，事情也不至於鬧到如此地步。孫海濤將暴力催債簡單歸因為公司“管理不完善”，更像是一套轉移責任的說辭。
在這起事件中，更需要反思網貸領域屢禁不止的暴力催債。逾期被催債，資金無節制地向高風險借款方放款，暴力催債成為回籠資金行之有效的手段。解決暴力催債的問題不應止步於處罰不法行為，而是需要在源頭堵住高風險、缺乏還款能力的借貸群體。
網貸是基於陌生人的貨幣交易，借貸契約的完成依賴金融信用。但在實際的交易過程中，存在信息不對稱引發的信用缺失。一方面，借貸平台刻意回避貸款累計利率，風險提示不到位；另一方面，借款人隱瞞個人資質的不利信息，形成錯誤的預期。
強行在信息不對稱的基礎上進行借貸配給，契約的搭建本身并不牢固，外溢風險最終還是會由社會承擔成本。嚴懲惡意催貸的罪惡行為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要嚴懲惡意借貸，理順信用基礎之上的借貸撮合。建立統一、共享、開放的社會征信體系，同時加大對失信人的懲戒力度，這些都是切實可行的辦法。（來源：每日經濟新聞 每經評論員：胥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