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些平台則是提供同質產品，且具有相互替代關系。這類平台之間的互通，不僅平台本身可能不願意，而且即使互通了，也只會產生零和博弈的後果，對社會福利未必有正面的效應。對於這類情況，除非其中的某一方是具有必需設施性質，一般不應強行要求它們互通。總而言之，互聯互通是好事，但也不能一刀切、一蹴而就，而應該實事求是，讓能够互通的、容易互通的先通起來。
引領創新承擔責任 尋求關鍵技術突破
記者：強化反壟斷、深入推進公平競爭政策實施，歸根結底是為了促進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更好地保護消費者權益，讓我國的數字經濟更具競爭力和發展活力。在堅持平台經濟規範和發展并重方面，有何具體建議？
薛軍：近年來，我國數字經濟利用人口紅利和基礎設施優勢，獲得了較強的國際國內影響力。
不過從真正的核心技術來講，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互聯網是沒有邊界的，未來世界必然是互聯互通的。舉例來說，阿裡如果將來搞不好，亞馬遜就會來做我們的生意。所以中央強調，對於平台企業要監管規範和促進發展兩手并重、兩手都要硬，監管規範就是為了更好地促進發展。
中國的互聯網企業也要去引領全球技術創新，承擔未來大國信息技術革命競爭中的發展責任。企業的社會責任并不只是做點扶貧救災之類的社會公益項目，而是要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加速技術研發與科學進步。
許可：中國移動互聯網是超級App主導，彼此之間是超越自己細分領域的生態競爭。這種生態競爭的激烈性與活力性，對中國的互聯網產業發展有好處，不僅消費者從中得到較多的實惠，市場機制發揮得也較為充分，而且產品在商業模式領域都是世界級的。不過，盡管中國的超級App可以滿足客戶的多層次需求，但問題在於流量至上，把爭奪用戶當成主要發展方向，可能會造成惡性競爭，因此需要進行規制。
李三希：構築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新優勢，關鍵在於創新。近段時間國家的政策重心，就是要規範數字經濟市場主體的行為，讓企業能够更加聚焦創新，在此基礎上做大做強。過往中國數字經濟商業模式的創新，離不開國家電信、物流等基礎設施的搭建和相關優惠政策，未來可以采取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或攤銷等經濟手段，逐步縮小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之間的資本回報率差距，鼓勵數字經濟企業進一步面向國家的“卡脖子”領域加強技術研發，實現我國在高新技術領域更高水平的自立自強。（來源：法治日報 記者：張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