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身的成本優勢與發展優勢，因人民幣升值而受到削弱。人民幣升值、所得稅率改革、出口退稅制度的改變以及商業成本的大幅提高，以及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等一系列因素的出現，使中國的出口企業面臨日益嚴峻的經濟環境，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導致了中國經濟的成本優勢、後發優勢與成長優勢在逐步喪失，沿海地區外貿企業在成批倒閉，外商企業惡性抽逃資金，國際生產基地向外轉移等等，正是這種綜合優勢逐步喪失的現實表現。倘不能儘快地採取有效措施，很有可能導致中國經濟全面下滑乃至未來經濟發展出現長久和深刻的重大隱患。
應該清醒地看到，當前國家的宏觀決策處於進退維穀的艱難選擇中。人民幣升值已成為中國經濟運行與發展中的一個最大變數與變數，使得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處於兩難選擇甚至多難選擇，尤其還要面對日益嚴重的物價上漲。改變負利率的局面要求提高利率，但在美元降息與人民幣加息必然導致人民幣魅力大增，促使更多的國際遊資進入中國，進而大幅推高中國資產價格的基礎上，全面推升整個社會的價格水準。還會引發生產領域與消費領域的連鎖反應，導致匯率提高本身所具有的抑制通脹功能局部甚至全部失效。加以國內外惡劣的經濟環境，必然會給整個國民經濟帶來巨大衝擊，甚至在一定程度和範圍內引發全局性的系統風險。
當前世界各主要貨幣都逐漸實行浮動匯率制，並體現出沒有預想到的穩定和活力。隨著各國資本市場的不斷開放與金融全球化的演進，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非均衡性也越來越明顯。這就給許多國家的經濟發展同時帶來機遇和風險。在眾多新興市場國家的發展過程中，都或多或少受到本幣升值的困擾。其中不僅源於自身生產率與對外貿易的迅速增長，更在於多了個“弱勢美元”的因素。
從2002年1月到今年3月，美元兌所有貨幣實際匯率（指數）下降了24.5%，其中兌主要貨幣實際匯率降幅更高達32.3%。美國政府雖口頭上說要堅持強勢美元政策，但似乎更希望美元貶值，實際上也沒有採取任何措施阻止美元貶值。
自去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以來，美元的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便一路下泄，美國縱容弱勢美元的傾向更為肆無忌憚，其過度貶值明顯為促使人民幣升值提速。在實體經濟“衰退”跡象尚未真正顯現時，美元這種預先超調實在令人質疑。事實上，是美國通過壓低境外持有美元資產的價值，間接輸出了次貸危機的成本。同時，美國通過貶值能促進出口、防止經濟下滑，由於許多新興國家需維持在美的市場份額，弱美元也沒有給美國帶來明顯的進口價格上漲壓力。而次貸危機為美元貶值提供了一個非常規的藉口，雖然長期來看可能對美國經濟是一把“雙刃劍”，但短期內似乎令美國人很滿意。
在弱勢美元的背後，實為延續“以鄰為壑”的重商主義傳統，明顯加劇國際貨幣體系的動盪，推高能源及其他初級產品價格上漲，從而引發全球流動性氾濫和通貨膨脹上升，促使國際熱錢流向新興市場並打擊其金融穩定。
毫無疑問，面對“弱勢美元”劇烈衝擊，單靠國內政策已難以真正解決。只有主動出擊，促使美國收斂放任美元貶值的行為，在匯率上擔負應有的國際責任，才能有效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並在國際金融博弈中提高自身的地位，改變長期被動的局面。
為此，在對外金融戰略上，避免過於劇烈的升值勢頭，美元的加速貶值，使許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同樣受到傷害。由於歐元兌美元持續升值，2008年的歐元區貨物和服務出口增速呈大幅下降趨勢；與中國類似，擁有大量美元儲備的亞洲新興市場國家，也都成為被美元貶值挾持的“人質”，陷入解決內部通脹、美元資產縮水與本幣升值的多重困境。
歷史表明，區域性金融一體化是避免升值預期帶來外部衝擊的重要機制。在亞洲國家利益協調過程中，通過積極加快亞洲金融合作和貨幣合作、外匯儲備管理合作，來平滑美元貶值的衝擊，也是規避金融與貨幣危機的戰略性的選擇。為此，積極與各國一起敦促美國適當幹預改變“弱勢美元”局面，俾以防止把全球經濟拉入泥潭，才能推動世界經濟的平衡發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