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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
中評社北京3月27日電（評論員 張沐）這次金融危機引發了各國對以美元為核心的全球金融體系多種弊端的深刻反思。顯然，單極國際貨幣體系的利己性、缺乏約束制衡機制、權利與義務不對稱等內在缺陷，成為制約世界經濟繼續健康發展的嚴重障礙。而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全球都在關注人民幣的升值問題，並引起了廣泛而激烈的爭論，中國為此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壓力。以美國為首的部分西方發達國家對人民幣匯率改革指手劃腳，經常以制裁相威脅，並提出諸多蠻橫指責。對此，亟需國人以新視角從總體上研究人民幣的國際化問題，而不是糾纏於單純匯率變化，授人以柄，甚至迷失方向。
去年底在華盛頓舉行的G20會議上，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出了四點建議，其中專門談到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問題。其含義包括了人民幣的國際化。而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就是人民幣作為國際貿易的一個結算貨幣，不但要計價，同時還要作為結算和儲備貨幣。中國要實現經濟大國向強國的轉變，必須解決貿易大國與金融小國的矛盾，這需要依托於金融的崛起，而金融崛起則要求擁有國際化的貨幣環境。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機，在不同程度上創造了人民幣今後成為完全可流通和國際儲備貨幣所需要的基礎性條件。而在各國綜合實力此消彼長的較量中，總體而言人民幣國際化的機遇大於挑戰。
應該看到，經濟全球化後國際間對貨幣的需求量越來越大，而這個貨幣基本上是美元。如果美國是中立的國家，類似全球中央銀行，那全球的貨幣供求不會出現什麼大問題。關鍵是美國有自己的戰略——不僅在全球爭霸，需要全球控制，需要在中東打仗等；它還有自身的期望值，希望美國人都住上好房子、享受高福利，過上好生活。這種戰略本身對美元供給的需求量超大，加上它對全球金融領域的控制權，其金融早已脫離實體經濟和本體需求，通過一系列金融制度和金融衍生產品創新來獲取超額利潤。以往人們戲稱格林斯潘是“世界中央銀行行長”，但他只是美聯儲主席。蓋在於很多國家儲備大量美元、公司持有大量美元，每天美國貨幣市場交易量達到幾萬億美元，占全球交易量達七成，美國匯率的波動，美國宏觀政策、匯率政策最終要影響到世界各國。同時，美國通過貨幣和債券發行以及金融創新等手段不斷擴大其貨幣市場規模，加強其在國際貨幣市場、石油及鐵礦石等關鍵大宗商品市場的定價權。對貨幣發行國而言，鑄幣稅意味著可以計量的有限利益，而掌握貨幣政策以及貨幣和大宗商品的定價權，則意味著掌握著影響和控制別國財富的無限利益。
近年來歷次國際金融危機，歸根結底是全球單一美元本位幣的問題，是美元超額供給的問題。各國在不斷地比較與衡量打破美元慣性的收益和成本，當打破現有貨幣體系的收益大於成本成為一種持續預期，美元將無法再維持其唯一國際貨幣的地位。歐元的推出，正是打破美元一統天下局面的開始。當然，在國際貿易當中，歐元只占了不到20%，美元占了70%多，但已經形成了對單一國際貨幣的挑戰。世界貿易呈現出的多元化開放格局，以及世界金融儲備體系和世界貿易結算體系的變化趨勢，促使全球貨幣體系必然趨向調整。
強國決定強幣，支撐該國貨幣地位的是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逐步發展成為國際貿易大國，2007年對外貿易占世界貿易的比重提升到7.7%，並保持排名世界第三。貿易發展既對人民幣國際化提出迫切需求，也成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現實力量。金融危機對中國對外貿易不可避免形成負面影響，但就貿易結構來看，中國出口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及中低價產品，收入彈性相對較小，各國在經濟不景氣和居民收入下降時對這些商品的需求可能不降反升。同時，中國通過採取上調部分行業產品出口退稅率、改善對外貿易環境等系列措施，部分緩解了國際經濟形勢變化對中國進出口影響。因此，金融危機之下的中國對外貿易，面臨嚴峻挑戰的同時也不乏有利因素。此外，危機倒逼中國貿易結構升級，提高產品競爭力和科技含量，也將增強貿易支付的選擇權和貨幣影響力，有利於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推進。在中國央行有關金融與貨幣政策的中長期規劃裡，似乎著重於對國內經濟的宏觀調控作用以及被動地匯率調整，而忽略了人民幣對外開放的國際地位和作用的設計。這應當引起有關領導層的足够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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