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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兩岸是一個“命運共同體”的認識相互提合作，方能創造和平與發展。 |
在內戰體制下，國共雙方對於對方的一切東西，儘量賦予負面的詮釋。就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例。在國共內戰炙熱之際，根據1948年12月《台灣新生報》報導，台灣省政府公佈了一批“禁歌”名單，這首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也名列其中，也消逝在台灣人的記憶當中，自此它從一首抵禦外侮的“愛國歌曲”，在內戰體制的史觀下，變成了一首“匪歌”。
北京政府在大陸的各項政策，也給予了台北不認同的合理理由。堅持馬列主義路線、人民公社、三反、五反、大躍進、批孔揚秦、文化大革命，都讓在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更加確信地，它應該代表中國，也更加敵視或貶視北京對於中華文化的偏離，以消滅“共匪”，解救大陸同胞為職志。這時候的國民政府自然沒有放棄“統一史觀”。
隨著兩岸的隔絕，隨著冷戰的意識形態對抗，隨著內戰時間的延長，台灣民眾在認同上開始出現了問題，一方面他們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是另一面，他們被教育得要“仇共”、“恨匪”。但是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為中國的代名詞時，國民政府的認同教育就開始出現了問題。“反共”是否等於“反中”？“仇共”、“恨匪”的教育與政治宣傳，以及兩岸後來的政經發展，使得兩岸認同存在著一條巨大深邃的海溝，當大氣候改變時，兩岸認同的分歧即開始顯現。
“中華民國”政府能夠代表中國的正當性是拜東西冷戰與美國的支持所致，當美國總統尼克森派季辛吉密訪北京開始，台北的國際正當性就開始動搖了。1971年“中華民國”政府被迫退出了聯合國，失去了國際正當性。1978年底與美國斷交，台灣失去了美國的支持，等於是在國際代表的競爭中完全挫敗，它的“內戰史觀”幾乎全面瓦解。
在“內戰史觀”下，國民黨政府為了凸顯自己的正統地位，透過在內戰體制必然形成的威權統治，長期以代表中國正統地位的國族意識與教育政策之中，相對地忽略了，甚而壓抑了地方性、區域性的歧異元素，以便提供更多的空間來傳播中原正統文化與中國意識，因而包括各類母語、各種族群歷史及其文化在內，種種未能被界定為中國文化正統的事物，經常遭到消極不鼓勵、不傳播、甚至壓抑、查禁等等程度不一的對待。
1970年代，雖然台灣仍處於威權體制，但是經濟的發展已有起色。三十年來投入土地改革、發達國家資本主義與中小企業政策，現代化的一些成果出現。當台灣經濟力崛起，伴隨的自然是社會力的急待破繭而出。
1979年初，北京與華府建交，做為“內戰”挫敗的一方，台灣的民間開始出現另一種聲音，他們嘗試展開反省、進而挑戰、甚至顛覆、排除中國意識主導下的族群認同與國家藍圖，這其中包括對史觀的認知、文學的書寫等等。“內戰史觀”自此在台灣開始瓦解，“統一史觀”更被視為是虛幻不實際。隨之而來的是兩岸“偏安史觀”或“台獨史觀”的出現。“偏安史觀”或“獨立史觀”的基礎在於台灣社會開放所產生的民主化，1980年初台灣意識形成，外在則有美國透過《台灣關係法》與軍售的支持。
台灣民間社會已經準備開始脫離“內戰史觀”，但是北京仍然是以“內戰史觀”來處理與國民黨的關係。在國際外交上仍然繼續孤立台灣、軍事上壓制台灣。
分治史觀：只存在短短的六年
1987年7月蔣經國宣佈解除動員勘亂臨時條款，不再視大陸為叛亂團體，年底開放民眾到大陸探親。台北單方面地結束了“內戰史觀”，但是在憲法上沒有放棄統一為最終的目標。1991年通過的國統綱領，強調“促成國家的統一，應是中國人共同的責任”。國統會隨後在1992年通過“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該文中有兩個重點。第一、強調主權及於整個中國，即“我方則認為‘一個中國’應指1912年成立迄今之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第二、在治權方面主張兩岸分治。該文稱：“民國38年（西元1949年）起，中國處於暫時分裂之狀態，由兩個政治實體，分治海峽兩岸，乃為客觀之事實，任何謀求統一之主張，不能忽視此一事實之存在”。
這幾段話，代表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已經從“內戰史觀”轉移到“分治史觀”。“分治”與“分離”不同，前者強調主權的重疊、治權的分立；後者則是主權與治權均互不隸屬。在“分治史觀”中，最多只會出現“中華民國主權及於全中國”，而不會在兩岸關係中出現“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理由很簡單，在“分治”史觀中，“主權獨立”於誰？獨立於中共？如果相對於中共，“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算是個甚麼？“主權重疊、治權分立”表示兩岸目前是“合（主權）中有分（治權）”，而兩岸要努力的則是“分（治權）中求合（治權）”。
“分治史觀”在台灣的政治中，從1987年到1993年只出現了大約六年的光景。當1993年李登輝接受日本司馬遼太郎訪問發表“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當1994年李登輝開始推動進入聯合國時，就已經可以看出，李登輝要追求的是“分離史觀”。“分治史觀”只是國民黨在向憲法交待、李登輝為了鞏固在國民黨內的權力地位所做的妥協、國際冷戰後時代聚變、必須兩岸交流潮流建立法制等多方因素下的產物。在李登輝權力鞏固、台灣持續得到美國支援、兩岸交流制度建立，“分治史觀”也似乎走到盡頭。即使是具有中華文化素養、國民黨忠貞黨員、蔣經國信徒的馬英九在2008年獲得執政後，也不再提國統綱領、不召開國統會了，在主權與台灣前途的論述上，也與民進黨趨同了。
“總統直選”的修憲固然可以視為是台灣民主的深化，但是此一制度也使得“分離史觀”取得了某種民主正當性的養分。1996年“總統大選”以後，“分離史觀”正式登上舞台，李登輝要做的是，如何鞏固這個分離史觀。
分離史觀可以分為兩種，一為“台獨史觀”，一為“偏安史觀”或稱之為“獨台史觀”。相同點在於兩種史觀均視兩岸為一種“異己關係”。“台獨史觀”希望建立一個新的台灣共和國，“偏安史觀”則願意接受“中華民國”這個國號，兩者均強調自己是一個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獨立國家。
在討論“偏安史觀”以前，容我們來回顧一下“台獨史觀”的形成與變形。
台獨史觀形成：從唯物史觀反抗“外來政權”
“台獨史觀”最早是來自於如何擺脫“被殖民史觀”。我們就以一本在1962年原本以日文書寫，後來1988年才在台灣以中文發行的《台灣人四百年史》為例來談。該書作者史明以唯物史觀的角度、以“被殖民史觀”的立場，描述台灣在四百年被長期殖民體制統治下的被壓迫掠奪情形。在史明的觀點中，無論是荷蘭、明鄭、清治、日本，以及後來的國民黨政府，都是外來殖民政權。激進的台獨主張者鄭南榕基金會在其網頁內如此定調該書的貢獻：“《台灣人四百年史》漢文版，藉由這本書，開啟了台灣人，作為一個民族的主體性，探索“台灣民族”的歷史發展，以及台灣人意識的形成過程”。
從史明的身上，可以看到台獨史觀的形成過程。史明原名施朝暉，因“期待把歷史弄明瞭”，而改名“史明”。早期就讀台北一中時，就有高度的反日情緒。1937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學就讀政治經濟學部，在那裡接觸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大量作品，對馬克思主義充滿憧憬。基於對中國社會革命的嚮往，1942年到中國大陸參加共產黨的抗日。在中國參與對日戰爭時，他也親眼見識到中國人的“漢人種族主義”，台灣士兵不但被中共派往前線，慘遭無辜犧牲，同時中共也刻意對台灣人實施“分化政策”，“叫一個客家人來打福佬人，也叫一個福佬人來鬥一個客家人”。史明從此認定“台灣人不能跟中國人一起”。
1949年底共產黨勝利前夕，史明經過一番輾轉曲折的過程，逃離大陸，回到了睽違十年的台灣。回台後，認為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殘暴手段如出一轍，因而認為漢人系台灣人與中國漢人雖血出同源，但在社會發展上已與中國分裂為不同民族，要解決台灣的問題，唯有台灣獨立一途。於是在1952年，他在台北郊外山上組織了“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準備刺殺蔣介石，未料事跡洩漏，只好於同年偷渡到日本。從此開始其台獨建國的工作，並著手撰寫《台灣人四百年史》。
史明在該書中把“228事件”當做是台灣人獨立意志的表達，視台灣史與長期殖民統治為一回事，所以和獨立的追求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性。他這本《台灣人四百年史》，在地下版本於1980年代末期引進台灣後，對228以後出生之年輕一代“台灣意識”的覺醒，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
如果我們從國族認同來看，史明希望推動的是“兩族兩國”，他不從民族、文化、血緣上界定民族，而是從社會發展上來界定台灣民族與中華民族（中國民族）的不同，因而，建立獨立的“台灣國”是擺脫中國的唯一途徑。這樣的論點，幾乎完全成為民進黨的基本史觀。民進黨所做的，只是在這樣的“台獨史觀”中再找一些西方的國際法主權與自決的元素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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