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回歸，馬上碰上亞洲金融風暴，剛成立的特區政府好不容易擊退了國際炒家，又手忙腳亂的應付爆破了的房產泡沫，和隨之而來超過60個月的持續通縮，以及禽流感和非典的疫情，救火還嫌來不及，更遑論發展經濟了。
到董建華於2002年連任時，香港已經折騰得奄奄一息，還要搞反對派誓死否決的“23條立法”，結果社會中所有長期掩蓋著的矛盾和怨氣都來一次總爆發，2003年回歸紀念的大日子數十萬人上街，次年董建華請辭下台。從以上的背景介紹，大家可以明白2004年溫家寶提出“深層次矛盾”的苦心。
而與之同時，CEPA開始生效，加上內地遊客來港“自由行”的沖喜，香港經濟自此重回增長的道路，直至2010年才恢復元氣，人均收入回到1997年的水準。但是分佈就明顯變壞，不少中產階級往下流，有“M型社會”的趨勢，而在貧窮線下的市民，也上升至百萬這數字。在曾蔭權過去七年任內，本來有一個較好的環境可以促進香港產業轉型提升，但他堅持“小政府，大社會”而不作為，更公開宣聲“一個金融中心能養活七百萬人”。金融中心根本毋須特區政府太大的助力，全靠中央的各種優惠政策不斷進一步成長，至今已經成了“紐倫港”鼎足而立的地位，但證實養不了七百萬人。
曾蔭權任內曾經應廣東方面的要求，大搞與珠三角的合作，並且與廣東簽了兩地合作框架協議，粵港經濟合作，也列入國家“十二五規劃”的港澳專章中。但是攤子是鋪開了，具體成績並不顯著。“珠三角規劃綱要”香港只是被動作陪襯，港澳珠大橋前後談了多少年，最後才由國務院主導拍板，港深共管的深圳河套區，自回歸以來十多年還在曬太陽。曾蔭權主導拍腦袋提出的“六大優勢產業”，也已列入國家“十二五規劃”的港澳專章中。但是特區政府從來沒有配套的政策措施，成了事實上沒有產業政策的產業政策。
香港經濟發展的活力，已被壟斷範圍日廣的地產財閥所窒息，市面的工種越來越窄，市民創業意欲奇低。①曾蔭權更不顧客觀供求環境的重大變化，長期延續董建華當年為了停止樓市下跌，出現大量負資產而設計的市稱“孫九條”全面停止土地和樓宇供應的猛烈措施，弄到過去十年每年的土地供應連當年造成1997泡沫的五十公頃的零頭都不到，每年的住宅供應不到“八萬五”的十分之一。②供求嚴重失𧗽，“劏房”等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惡劣居住環境重現；再加上近年內地買家湧入香港樓市，樓價再上1997年不合理的高峰，青年人普遍置業無望，怨憤激增，“官商勾結”的指責深入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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