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與民主問題
這便帶到“深層次矛盾”中的第二條民生問題。曾蔭權自回歸前當財政司開始，每年派糖成了他的招牌風格，今年更終極的每人派六千元，受到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內外批評，但對改善民生一無補益。數字顯示，他任內不但貧富懸殊加劇，事實上大量市民的收入今不如昔。他承繼了董建華開始的最低工資立法的動力，但卻在拖延不了之下才落實。
事實上，曾蔭權的施政手法，目標似乎只是維持高民望，完全不想觸動既得利益，盡量把矛盾作表面的敷衍式處理，讓它們擱在暗處不斷發酵，等到矛盾爆發之後，社會自然形成共識，甚至壓力，讓政府無障礙地順利通過有關政策。這樣的結果，一方面社會各方面都在不同程度的壞敗狀態中，處處都是火頭，都可能爆發。另一方面，政府往往把社會上由媒體和民調所突出的局部壓力視為共識，因而必然退讓。這給市民政府欺善怕惡，聲大就是道理的印象，客觀上鼓勵社會上各利益集團主動爭取，引爆矛盾，使政府不能不面對和退讓。激進的政黨如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等，以及各種社運如反高鐵等便因而蓬勃發展，連一向慣常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建制派政黨近年也放棄繼續當“保皇黨”，表現得越來越像反對派。
這又慢慢帶到深層次矛盾的第三條民主問題。在開始時，自命為“民主派”的反對派只是單一議題的空談民主，而社運人士，對反對派政客也抱敬而遠之的態度。慢慢下來，論述開始轉變，把社會不公的原因歸結為沒有普選的制度不公，“小圈子選舉”助長“官商勾結”，而政府的弱勢無能則緣於缺乏普選所產生的認受，社運和民運逐步合流，形成一種十分獨特而模糊的反共、反政府、反商的情緒，吸引更多年青人的認同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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