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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振英在中評社香港總部與中評社青年記者進行對話。 |
記者：下一屆特首、一下屆政府的最大挑戰是什麼？現在常說香港實力不能與上海和北京競爭，香港要怎麼制定長遠經濟政策？
我覺得香港需要一個有勇氣和有承擔的行政長官。香港沒有條件，也不應該選一個守成守業的行政長官，香港現在不是順景的時候，如果香港現在沒有那麼多社會、經濟、民生問題，誰來當行政長官也沒有問題。但香港在可見將來，8年、10年有很多工作要做。香港社會比較複雜，需要有勇氣、願犧牲的人。這是我對行政長官的要求。
記者：當前香港社會熱烈討論“國民教育”，部份人認為是“洗腦教育”，您是如何看待這些負面情緒的？
梁振英：在我的書架上有一本二十多年前購於美國的，當地中學公民教育的教科書，我經常拿給香港朋友看，想要他們知道什麼才是真正的公民教育，什麼是公民課。
公民教育就是指一個國家的公民與國家、與政府之間關係，如果將這本美國公民教育課本的內容轉變一下，成為香港的國民教育的敎材，我相信香港還是會有人說特區政府想對學生進行“洗腦”，但美國的教科書就是這樣寫的，不但美國如此，菲律賓和其他國家也是一樣。
我覺得，即使我們不談“一國兩制”，就算是“一國一制”，我們一樣有責任讓我們的學生和下一代認識我們的國家，認識我們的國情，這是作為一個國家公民的首先責任。“一國一制”時要做國民教育工作，“一國兩制”時更加要做。我們都了解香港本地的制度，可是在同一國家下，另一面的制度我們也有責任去學習和了解。
如果我們不在學校裡有比較組織地去學習國民教育，在畢業之後便更難有機會去學習。容我大膽講一句，過去在沒有國民教育時，我們香港是“習非成是”的，習慣了過去的一套，就不去改變，所以我認為我們是應該做國民教育的。至於有關教材的內容等，大家都可以慢慢討論，但國民教育肯定是要做的。
記者：2017普選快到，香港會否越來越政治化？香港民主步伐加速，政黨政治發展很快，那對香港的未來是有利還是有弊？
梁振英：我想普選和政治化不一定有關。普選有一定的好處，但我們要做好普選就有其他考慮。普選行政長官，這個行政長官如果有一定的認受性的話，對政府施政有一定好處，但現在至2017普選行政長官，我們有很多準備工作要做。一個行政長官由1200人選出，和由全香港的選民選出，不只是過程，而是選舉的政治意義和結果，在這方面，我們都要做準備工夫。
記者：您很早就提出推動港台交流，幾年下來，現在“小兩會”也都設立了，您認為港台交流還有什麼進步的空間？
梁振英：過去由於歷史原因，港英政府也好，特區政府也好，都與台灣方面的來往較少。我覺得首先是認識的問題，我們香港要怎樣提高對台灣地區的認識，這是很重要的。我認為，現在香港社會對台灣地區的認知還是比較淺的，不提高認知的話就無法制定後續的發展政策。香港的媒體對有關台灣的事情的報道較少，分析就更加少，一些相對嚴肅的政策研究和學術研究也很少。但台灣方面就對香港的研究較深入，例如在台北的誠品書店裡，有專門的位置出售與香港有關的書籍，當地也有專門的研究中心研究香港問題，但香港就缺乏研究台灣問題的機構，我們在這一方面還需要提高。
另外，台灣的官員對香港的認識比香港官員對台灣的認識為強，台灣官員訪港的次數和密度都比香港官員訪台的數量多，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先做出改善的地方。
記者：現在台灣跟大陸的關係有點複雜，您認為香港能如何利用自身的優勢來推進兩岸的關係？
梁振英：我剛剛是有些想法的，香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現在要真的做到這個程度，還有些困難，因為我們要對台灣的需要有充分的理解。現在卻還沒到達這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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