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能不能說說您的構想？
梁振英：譬如說，現在已經有一些苗頭，台灣利用香港的金融服務、香港的專業服務到內地去發展，這些都是香港優質的服務。但這方面我們推廣不夠。
我在兩三年前在台灣跟江丙坤先生座談，我帶了香港專業聯盟第二團去。在座談的時候，他很感興趣，他跟我們談了二十多分鐘，就這麼一個題目。事前我們也沒什麼準備，可是談起來他感到很有興趣，就是香港的仲裁服務，台商在大陸簽合同，往往在商業上，雙方有些意見、或是有些糾紛，台商可能不想到大陸法院去解決，要來香港做仲裁（arbitration），或在香港做調解（mediation），這些對香港發展非常好。
我們在中環的國際仲裁中心是非牟利的，最近他們的業務越做越大，我也介紹日本的商人去那裡，因為日本商人不想搞關係，他們到大陸投資、經商也碰到一些矛盾。要是兩岸簽的經濟合同，裡面有條款，這條款說在香港做仲裁，我覺得這個就很好。香港作為第三方，對大陸這一方、對台灣這一方，應該都是可以信賴的。而且我們在香港做仲裁，就用香港的法律，這就可以發揮我們的優勢。
記者：您曾策劃及推動不少港台交流的活動，目前還哪些方面可以做？
梁振英：香港和台灣的互動很多，在文化方面、政府的工作方面，包括在台灣水災之後，我在拜會當時國民黨秘書長吳敦義先生時他也有提及，香港在處理風災、雨災方面有不少經驗，由1972年的6.18風災開始近四十年，香港在有效處理風災、雨災方面累積了相當多的經驗。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港台之間在很多的方面都可進行交流和溝通，雙方可以通過交流相互學習。
另外，比如台灣有縣和市的劃分，每個地方都有屬於當地的管理班子，專門管理當地的民生問題；香港也有十八區，但我們在當地就只有民政事務處，民政事務處只是負責統籌和連絡工作的部門，所以香港在地方管理方面還可以和台灣多做交流，多多學習。
我再舉一個在環保方面例子，台北市的垃圾收集做到了“垃圾不落地”，垃圾車來了，鈴聲響起，大家一聽到，一只手就拿著家裡的垃圾下樓，另一只手就拿著廚餘。廚餘不能丟到垃圾袋裡面，必須分開處理。一方面垃圾袋要做到“不落地”，廚餘則用另一個容器盛著集中到一個大桶裡運走，用作飼料或肥料。香港今天的廚餘幾乎是全部混合在家居垃圾裡面一同倒掉的。因此，今天台灣的市政衛生方面已經做得比香港好。在這方面，台灣人的意識、政策和執行情況都比香港好。
我們都是中國人社會，飲食文化方面香港跟台灣比較接近。在兩岸四地、中國人社會裡，廚餘和垃圾處理上台灣做得比香港成功，值得我們學習。
記者：香港三個堆填區都快要爆滿，港府打算興建焚化爐解決固體廢物的問題，您認為香港應建焚化爐嗎？還是應該參照台灣處理廢物的方法？
梁振英：這不是政府的選擇，而應該是人民的選擇。每個香港人都應該從自己做起，少一些產出固體廢物，處理好廚餘。城大每天產出五公噸的廚餘，這是很嚇人的數量，因為學校有兩萬四千個學生，加上四千多個教職員，共兩萬八千人，他們在大學裡面每天吃一頓到三頓。於是城大決定推出“零廚餘計劃”，決定付費請來工人，將廚餘跟垃圾分開，之後由一家收費的魚糧公司將廚餘運走用作魚糧。如果我們把廚餘直接當作垃圾一般運走，這是免費的，但城大依然推行計劃，反映出一個問題：一所大學是否願意作為社會的一份子，出錢保護我們的環境？
正如剛才我提到的，你可以決定不出錢買處理廚餘的機器，直接將廚餘跟垃圾混在一起丟掉，但這是不太負責任的做法。因此，問題還是出於人身上，與其說港府需制定何種政策的話，不如直接從個人做起，包括：一，將廚餘分開，減低垃圾的厭惡性；二，將垃圾的量減少。這樣就能解決問題。
還有在回收方面，我看到香港的垃圾回收箱裡什麼類型的垃圾也有，無疑於一般的垃圾桶，這也反映出人的問題。所以我覺得，我們應首先問問自己應如何宣揚處理垃圾和做好香港人這種新意識，尤其是針對年輕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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