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外界頗為期待的兩岸政治對話乃至政治協商談判能否在馬政府第二任內如期啟動，無論外界有無“促統”壓力，想必在馬英九心中都會有所期待，卻沒有準確時間表，一切要看兩岸及國際大環境的條件和氛圍決定。但無論如何，最起碼在未來四年內馬政府要爭取兩岸政治基礎進一步鞏固，朝野對於兩岸政治對話要取得充分共識，島內民意要普遍認可，而兩岸在經濟合作及各領域交流方面要有更廣泛、更深入的邁進，保證兩岸關係不停滯、不倒退、不逆轉，始終保持在和平發展的正軌上，這是政治底線，也是兩岸政治對話的前提和基礎。以上這些能否在其第二任內一一實現，確實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在其中。馬政府並非不想或不願達成，而是有沒有條件和基礎來實現，要視客觀狀況決定。
第二方面，馬政府如何借“李吳會”東風，進一步加強兩岸經濟合作與各領域交流，實現兩岸互惠共榮，同樣決定著馬英九“歷史定位”的高下。
應該說，在過去四年裡，兩岸經濟合作與各領域交流走過了“從無到有”的初級階段。經由2008年台灣“第二次政黨輪替”，兩岸經濟合作與各領域交流從封閉到開放，從冷戰到接觸，從點到面，從南到北，逐次展開，成果顯著。特別是2010年6月兩岸成功簽署ECFA，為全面交流合作打開了新的大門，兩岸關係由此駛入快車道。
未來四年，兩岸交流合作理應邁過“從無到有”，向“由外及內，由表及裡，由淺入深”的方向發展。在此，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目前兩岸經濟合作仍處於簡單、粗放、試探性的初級階段。比如，在兩岸投資合作領域，台資赴陸相對容易，優惠較多，而陸資入台，卻困難重重。馬政府在第一任內出於“勝選連任”的壓力，以種種政治人為因素設置諸多門檻和障礙，使兩岸投資仍處於單向流動的淺層階段；在兩岸產業合作方面，工業、農業等領域合作較廣，而在信息、科技、金融、服務等第三產業方面卻涉足較少較淺；在兩岸經濟管理方面，如企業運行模式、企業文化發展、經濟風險評估等軟環境建設上還存在很大差異和分歧，給兩岸經濟深層次合作帶來諸多不便和困擾。在現實經濟合作中，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更多更複雜，馬政府如何面對，台灣有關部門如何與大陸方面進一步溝通協調，相關企業如何因應化解，每一層面都有挑戰和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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