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21世紀初，日本在這種地區經濟結構中占盡風光、出盡風頭，日本極為積極地構建和推動這種日本主導下的亞洲區域合作模式和一體化進程，並與美國一度積極推行亞太經濟合作（APEC）鬆散進程積極呼應、並行不悖。在此期間，中國改革開放時間不長、各方面經驗在摸索之中，在經濟結構、科技、資金等多方面有求於日本，日本對中國的發展潛力有所估計但程度有限，對中國可能在亞洲經濟與區域合作進程中的作用評價並不太高。
進入21世紀尤其是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日本發現中國發展勢頭強勁，而此時日本經濟並未完全擺脫90年代初之後的低速運行乃至低迷狀態。此時日本發現中國在亞洲地區和世界上的經濟、政治、安全影響已經遠超預計。中國從經濟發展、造福人民、惠及地區和國際社會的角度出發，在多方面快速發展和趕超，拉近與日本的多方差距，開始推動亞洲的合作模式從雁形模式向平行模式轉變，有望取代日本成為推動地區發展和區域合作的強有力推動者。按理說，日本可以與中國聯合起來，推動亞洲地區合作和一體化進程，為一個團結、繁榮的亞洲而努力，推動亞洲在經濟、金融、生產要素等多方面的整合。
但是，日本不是一個可以與他國尤其是中國共用發展機遇的國家，其島國眼光和偏狹胸懷，其千百年來斜睨中國、利用中國、榨取中國的心態，使其註定不願也不會與中國一道共同推動亞洲的繁榮發展。而是在緊握科技等優勢的前提下，追求日本單一的持續主導，追求從中國等亞洲大國那裡持續獲得廉價的資源、勞動力和巨額利潤。這實質是一種排他性的貪婪和狹隘的“合作觀”，是一種既生瑜何生亮的赤裸裸的零和言行、零和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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