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燃料項目的突然取消，使得鶴山官方備受打擊。“很突然、很尷尬。”7月15日，前述鶴山市委辦相關負責人在談到項目被取消時表示。更多官方人士採取了沉默以對的態度。鶴山市委常委、宣傳部長陸黛雲強調，當地不會再對核燃料項目作任何回應，這與此前幾乎“全民談核”的熱鬧形成強烈反差。
“鶴山所有領導，都很失落。”前述鶴山市委辦相關負責人表示，過去幾個月全市上下都在力爭核燃料項目落地，“上半年大大小小的會議幾乎都是圍繞這個項目”。
鶴山市發改局人士仍在反思，到底哪裡出了問題。“我們一直是在依法依規做項目，穩評和徵地拆遷都屬於前期工作，環評都還沒有開始。”
鶴山方面的困惑並非短時間所能解開。在經濟先發的西方社會，亦曾因生產技術轉型和工業的發展，而發生過激進的環保運動。回看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垃圾處理設施的選址問題曾引發一系列的衝突，公眾出於對居住環境、生活質量、公共安全，甚至房屋價值的擔心，反對政府或者廠商在自家小區附近興建垃圾填理場、焚化爐、機場等設施。從1980年到1987年，美國預定興建的81座廢棄物處理場，由於居民的強烈反對，最後只有8座順利完成。
公眾對鄰避設施的反感，直接來源於對風險不確定性的擔憂。澳門理工學院公共政策行政學教授婁勝華等人曾撰文稱，政策制定者和專家往往從技術角度定義風險，而在社區居民看來，風險主要源於一種主觀感受。技術風險是可以實際度量的，而感知風險則往往難以度量，這也導致衝突雙方各執己見，難以調和。
隨著鄰避運動的發展，國際上形成了兩大協商方式：回饋補償和緩解風險。早在1980年，美國威斯康星州進行的一項核廢料儲存場設置的民意調查表明，當採取補償回饋與風險減輕方案後，公眾的反對比例從71%下降到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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