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出來辦公司那時候，一些經濟學家已經走在了前面，比如吳敬璉特別強調市場的作用，外號叫“吳市場”，厲以寧叫“厲股份”，還有一個曹思源叫“曹破產”，這些經濟學家已經把觀念引進來了。
1990年以後，在計算機這個領域里邊，國家大概知道，保護民族工業的結果真的是保護落後，沒法用了。於是國家從1990年、1991年、1992年、1993年逐漸放鬆了進口批文，1994年完全撤銷了批文，進口整機的關稅也由原來的200%減到了百分之二十幾，這樣外國的機器就開始大量進口了。
長城1993年一年時間就被整個衝垮了，因為它完全不會營銷。我們因為是給人做代理出身，在那種混亂的狀況下掙扎，既要不犯大錯誤，還要自己學會所謂市場經濟是什麼。從哪裡學的呢？根本不是從書上學，主要是在給人做代理的過程中摸索。所以當國家真的開放之後，我們還是知道一點企業應該怎麼辦。
國家在這個階段是一直在整理經濟秩序，其中起巨大作用的是朱鎔基。像人民幣跟外匯的對接、國有企業改革、三角債等很多計劃經濟歷史上的問題，硬給掰過來了。尤其是住房改革，原來我們在計算機所分房子，得按工齡、年齡等指標考評，分到手的當然肯定都是很小的房子。到後來國家趕緊把房子賣給大家了，從今以後大家自己拿錢到市場上買，這樣就形成了中國一個大的房地產行業，大大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
在1990年代，加入WTO變成了我們國家追求的目標，因為你要在世界上跟人家對接，你必須得是市場經濟。在那種情況下，我們克服了很多困難，堅韌不拔地改了過來。我們做企業的，你要問張瑞敏、王石、任正非，他們都經歷過前面這一段。
企業最需要在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下競爭，而我們原來是在亂七八糟的碰撞中擠出一條路，最後進到大江里頭跟人家比誰游得快。如果簡單講這三十年，你要說企業是如何發展的，首先應該要講國家是如何改革的。
在美國，企業家剛當完財政部長，退下來就到公司當董事長去了，剛開完律師事務所，跟著就去競選總統了。而在中國，做官員和做民營企業家是完全不同的兩條路。既然這樣，我就必須認定自己到底想要做什麼，我想的很清楚就是做企業家。
一開始我們是科學院投資的公司，是國有的，但是因為我們在計劃外，所以我們完全是民營企業的待遇，沒有什麼指標，什麼都沒有。但是我們算國家投資的企業，當時這個公司是有一個級別的，所謂正處級。我是聯想第一任常務副總經理，做了一年以後，總經理被所里叫回去了，他自己也願意回到所里去，而我堅定不移要做企業。1992、1993年的時候，聯想在中國科學院已經是一個比較大的公司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回科學院其實是有可能的，但是我沒有過任何的猶豫。主要原因是我覺得我們國家好不容易有這麼一個機會，能夠讓企業本身有一定施展的空間，環境逐漸在好轉，以後就可以有更多發展，可以到外國去併購，還可以進到其它領域。但是一旦環境不好，我立刻就老實，我不會為了讓企業賺更多的錢，冒更大的、不必要的政策風險，中關村很多企業因為這個就出事了，我堅決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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