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中國科學院有非常好的機制，科學院的領導能夠讓我充分地發展，自主決策，我也認真地約束自己，比如說按時足額地給院里交錢，從來不做任何違約的事情，對內對上都一樣，做事非常透明。我也確實得到了領導的信任，我在這兒工作，有這麼一個條件，為什麼不好好做呢？
還有一個，1998年時，我也積極爭取到了員工持股會的股份，員工能夠有35%的股份，已經很不錯了，大家很有積極性。
現在，政府說要依法治國，要變成一個法制國家，太好了。
說到跟政府的關係，第一我不說違心話，第二我不說傷害自己的話。有一些事情我瞧不明白，或者我不贊成，或者不懂，跟政府的意見不太一樣，因為確實不十分了解，我也不會說。如果長時間確實是被事實證明了不好以後，我再考慮說還是不說，這個判斷也很重要，我也得替我們公司那麼多人負責任。專家學者是專門研究公共事務的，他們會對這些事分析得很透，他們可以進行辯論，我們沒有這個能力，也沒有這個資格，兩句話一問就把我問癟了。我只知道，什麼政策在多長時間內對企業發展是有利的，我的常識告訴我這也是對國計民生有利的。
1984年對於中關村、對於我們這一批人有著特殊的意義。當時的中國科學院周光召院長到美國參觀訪問，發現國外的高科技產業化都是在企業里進行的，回國後就提出了要科技改革，要辦企業，由此帶動了整個中關村。中關村現在剩的企業也不多了，還剩幾家了吧。王石為什麼是1984年創業我不知道，張瑞敏1984年創業也是趕巧了，不太知道為什麼在這一年創業，是不是1984年中國正趕上鬆動的一個口，那個時候我們沒有很好地去研究。
我身體最不好的時間是在1987-1990年這一段，那幾年每年都有要死要活的時候，比如出現大的虧損，比如國外企業大舉進入中國，這樣的事情年年都有，每年超過兩次，提心吊膽的。
如果今天我再遭遇同樣的事情，我的心里會很坦然，倒不是說事情小了，也不是說我把它看淡了，而是因為我知道怎麼處理了。我經常跟同事們說，人為什麼要勤於總結勤於動腦呢，一件事情過去了，你反覆去研究它比較它，下次再遇到這種事情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也就不會發生那麼大的緊張狀況了，這是我的工作習慣。
比如像處理聯想集團外籍CEO的事情，我之所以能夠順利地處理，跟我當年處理聯想香港公司虧損有很大關係。當年香港公司虧損負責人做得不太合適的時候，我告訴他應該怎麼去做，而他沒有那麼去做的時候，我沒有插到底。這種事情如果碰到其他的公司領導者，往往會很生氣，會直接找他的下屬，一竿子插下去。當時我沒插下去，很重要的原因是我當時一會兒回北京一會兒去香港，兩邊管著，我到香港插完了之後就回北京了，他又會整個顛覆過來。所以我沒插，最後的結果是什麼呢？他非常乾淨利落地證明自己做錯了，於是我乾淨利落地把他請了出去。如果當時我也是插到事情里邊去，事情就比較難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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