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問：我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我想問一下關於資本市場和資本帳戶的開放，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女士剛才也介紹了跨境資本流動的一些外部性，我們看到最近這些年，負面的外部性似乎是比較表現的突出一些，考慮到我們在2008年時候的經驗，如果說金融監管的放鬆過快的話，其實危害還是蠻大的。那資本帳戶的開放對於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並傳導到其他地方負有一定責任的。所以現在IMF對資本帳戶的開放或者是資本帳戶的管理，其實態度也發生了變化。IMF也認為在這個領域還是要有結構設計的很好的管理措施。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下，在資本帳戶開放或者資本市場開放方面會不會走向另一個極端？您對中國的市場或者說匯率可能會受到市場力量的影響，甚至會受到一些非市場力量的影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女士說了，像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這是美聯儲採取的政策，對世界很多國家的市場都造成了很大的影響，無論是在擴大量化寬鬆也好，還是退出量化寬鬆也好，在資本管理的體制下，如果開放了資本帳戶和資本市場可能會有較大的風險，但是這不是由市場決定的，是由政府決定的。
周小川：這個問題提得很好，討論了很多年了。我順便說一下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首先，適當的資本流動以及市場上決定價格和決定流動的機制，是有利於資源配置的優化，同時也有利於定價的準確性，這是它好的一方面，但它也有不利的方面，正如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說的，也可能造成一些混亂，也可能對一些弱小的國家造成比較大的衝擊。利弊實際上都有的。
第二，在危機期間，因為市場比較動亂，所以負面效果就會顯得比較突出，在經濟比較正常的情況下，可能正面作用就會比較大。另外，對大國比如像中國，我們有4萬億外匯儲備，資本流動的波動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相對小一些，但對相對比較小的國家、外匯實力比較弱的國家，往往有放大作用，可能會衝擊這種經濟。
第三，從中國角度，它會對國內經濟體制有影響。我們總是希望對國內經濟有一些干預、有一些保護，既包括國內的政策，也包括像匯率、資本流動方面的政策。如果說我們國內更加強調結構調整、資源配置優化，那麼我們政策選擇也會有所變化。
最後一點，儘管資本流動總體來講比較自由，但是我們仍舊在IMF和其他機構的指引下，發展中國家重點鼓勵中長期資本流動，對超短期的投機性資本流動還是可以採取一些政策的，其中也包括宏觀審慎管理的政策。另外，應急的時候也還是可以採取應急措施的。資本流動還要防止出現問題，所以還要加強反洗錢、反恐融資，防止過分運用。總之，需要在各項政策之間尋找一個合理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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