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貨幣政策放鬆來提升經濟復甦，我覺得你這個判斷我也是贊成的。從中國的經驗角度，我們也還確實需要回顧，在全球金融危機早期以及在亞洲金融危機早期，中國作出強有力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調整來進行應對，這個效果還是很明顯的。
亞洲金融危機的另一個教訓，就是當時發生在泰國和有些地方，外匯債務過多，而且實際上是借外匯的債，但是用本幣來使用，這樣造成貨幣錯配帶來了很多問題。這也正是我們強調在宏觀審慎管理方面，外債需要納入宏觀審慎管理的框架。在這方面吸取教訓以後，我們將來能夠更好的應對全球政策變化和金融市場的波動。
提問：我是《金融時報》的代表，我想問周行長一個問題，在金融危機之後，中國信貸放量激增，也有很多信貸投放是在銀行體系之外，能不能評價一下目前中國金融體系的健康程度，考慮到我們當時天量放貸，中國金融體系能否有能力在未來有再次類似的一次擴大？
周小川：事後的評價應該說也是有一定難度的，就是說你在假設如果你沒有走這樣一條路，你會走到哪兒，這是沒有發生的事情。首先，從宏觀經濟層面，中國能夠比較早的從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中得以恢復，這是政策的一個方面。既然中國經濟較早地從衝擊中恢復，所以整個金融系統出的問題，顯然比其他許多國家要少，我們看到其他許多國家金融機構出現困難，倒閉、需要救助等一系列問題。當然這個做法也有相當程度的副作用，從政策選擇來講，不可能說是面面俱到。其中有一條是您所暗示的東西，就是說在正規金融系統之外的膨脹也是比較快的。
這個問題在中國還有其特殊性，就是和中國快速城鎮化過程相關。地方政府擴大城鎮化需要用錢，同時又沒有正規的債務融資的渠道，跟這種現象也是有關係的，不是一個只和宏觀政策有關係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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