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世代是1945年光復之後至1970年之間，在此期間台灣人民普遍經歷了“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歷史記憶，可以稱之為“白色恐怖世代”。這個世代的關鍵詞是“悲情”，受到“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衝擊，台灣本土知識分子的政治思想和國家認同開始發生激烈變化。以廖文毅及其創辦的《前鋒》雜誌為代表，許多原先倡議“台灣自治”的知識分子開始逐漸向“台獨”轉變，成為往後“台獨”思想的濫觴。而以謝雪紅及其在香港成立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為代表，具有左翼進步思想的台灣民主運動知識分子則在出獄之後積極投身到台灣的社會運動和統一運動之中，成為台灣統運的中堅力量。不過，鄭鴻生則從自己個人的經驗指出，在“五○年代白色恐怖”之後的1960年代，對當時的青年而言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台灣重演的年代，同時也是在蔣政權“反共親美”之下“台灣的文藝復興年代”，以及美國青年“反文化運動”全面影響台灣青年的年代。
第四個世代是自1970年至1990年之間的“黨外運動與民主運動世代”，這個世代普遍經歷了1970年代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和保釣運動，以及此後以“美麗島事件”為代表的黨外運動和民主運動，直至1986年民進黨成立、1987年的老兵返鄉探親運動和蔣經國宣布解嚴，最後在1990年爆發野百合學運之後變遷到下一個歷史階段。
第五個世代是從1990年到今天，台灣在過去25年中經歷了政黨二度輪替以及李扁時期的“去中國化教育”，從李登輝的“兩國論”、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到馬英九的“不統、不獨、不武”以及蔡英文的“台灣共識”，台灣民眾的“台灣主體意識”也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點。今天35歲以下的台灣青年以及“太陽花學運”的學生領袖和學生群眾都是成長於這個世代，尤其25歲以下的台灣學生所接受的中學歷史教育普遍都是“去中國化教育”以及對日本殖民的“美化史觀”。
現在我們可以斷言，從今年2015年開始至未來20至25年之間，台灣社會即將準備迎來第六個世代，這個世代的標誌將是中國大陸在世界舞台上的正式崛起、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世界趨勢、以及兩岸中華民族共同復興的時代浪潮，在此背景之下面對自己和台灣集體未來的命運前途，台灣人民將重新反思個人生涯和集體社會的選擇，新的台灣青年世代也必然將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重新定位。我們可以說，新的世代所擁有的集體記憶將與上一個世代完全不同，各種影響認同的複雜因素也將相互交織。隨著第六個新世代逐步成長為成人並擁有投票權，他們的集體身份認同也將對台灣政治社會日益，就如同在過去25年間成長起來的第五個世代一樣。那麼，在當前台灣“去中國化教育”遲遲未能被撥亂反正、“反中加恐中”的、“異化”的“台灣主體意識”如此高漲之時，我們又要如何來重建台灣青年的中國認同？我們認為，對此問題有必要認真思考所謂的“頂層設計”與“策略路徑”。但是在此，之前，我們有必要對認同的本質、類型以及認同形成的階段進行探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