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友詩：關於本土問題
“本土”有沒有價值呢？這不能一概而論。如果是文化意義上的本土，比如說土地、親情、宗族、歷史等，這是正面的，可以增加人們的歸屬感，可以形成新的創意，尤其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在共性（universality）與特性（particularity）之間保留特性，在文化上的價值非常高。但如果是政治意義的本土，就會有一個清晰的政治邊界（political boundary），尤其是通過一些制度，如貨幣、獨立關稅區、民主選舉等方式而逐漸形成政治一體（political unity），就容易形成分離主義。
關於國家主義和自由主義孰輕孰重？除了從理論上來看，還要從實際上來看。現在世界上比較強大、人民過得比較安定的國家，都是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這是個很現實的問題。我國資源如此不平均，人口這麼多，資源這麼貧乏，從現實意義上看，強調國家主義是有其價值和必要的。
台灣和香港曾經作為殖民地，本身就有認同中央政府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自由主義的根本其實是個人主義、普世主義，基本上就沒有國家概念。在台灣和香港的背景下來說，要國家統一的話，提倡以城市和個人為基礎的普世主義是不利於統一的。所以我們不是說要刻意打壓民主，但強化國家主義在現在的歷史背景下是必要的。
民主制度的推動還有兩個問題，它是一種高度動員的制度，社會不容易安定，除非人民素質特別高，或者是社會解決了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大家都只在公共政策上做選擇，不在國家認同問題上做選擇，那這種動員才不會形成長期撕裂的狀態。假如在有深層次矛盾地區實行民主，社會高度動員，然後就是不能彌合的社會撕裂。台灣就是這樣，因為它有國家認同問題。
另外，民主制度容易與政治意義上的本土主義結合，而後者也往往利用民主來排斥國家，他們是一體兩面的，尤其在香港和台灣的實踐上面。這兩地的政治運動，核心是本土主義，民主是手段，先用民主這個個人主義性質的意識型態來排斥國家，然後利用本土的優勢佔據政治主流，行本土化和分裂國家之實。
中央應鞏固行政主導
面對香港的難題，香港是要在行政主導這裡往回收，還是要更加開放，全面實行民主選舉和政黨政治呢？我個人認為，回歸以來有很多沒有處理的實際問題，例如貧富懸殊、住房短缺、教育偏差、立法權擴大等等，要解決就需要特首有很強的行政權。我想普選如果是在人大常委會“831”框架下進行，選出特首不會有太大的認受性。到時仍是爭議不斷、民望低落，做不了事。
如果不要“831”框架，選出來的特首又有另一個問題。在制度上，唯一一個連接中央和香港的權力鏈條就是特首，如果特首完全是香港本地人的代言人，這條連接的鏈條就斷了，“一國兩制”的“一國”就無由體現。而且如果特首未來長年累月要應付選舉，像台灣的政治人物那樣，特首還會有多少心思去處理回歸以來沒有處理的實質問題？
個人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從實際上來考慮，應該往回收，鞏固特首行政權，減少社會動員，不要把精力放在國家認同等爭論，集中力量解決真問題，做點實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