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面臨很多問題，歸結為一點就是香港本身不僅是一個國民身份認同的困難，也是體系歸屬的困難。從中央的觀點來講，希望香港在“一國”框架內承擔自己的責任，尋找新的身份定位和優勢實現再發展，並在發展中創造新的命運共同體的意識，鞏固回歸的政治成果。但另一方面香港本地精英尤其法律界卻在法律上把香港嚴格界定為普通法適用地區的一員，在政治上界定為西方民主體系甚至是港台聯動的本土主義體系之一環。雙方之政治心理距離相差甚遠，彌合不易。
在此情況下，香港的反對政治將會長期存在，需要香港本土學者、研究力量及社會輿論自覺檢討，更新觀念，剝離激進意識和勢力，合理應對中國的大國崛起及區域主導權的建構進程並通過建設性參與嘗試更好地理解國家和重建自我。另外，央港關係改觀也取決於國家更高程度的發展，尤其是在民主法治層面。現在香港很多青年和知識分子對央港關係互動中國家主義邏輯的增強多少都有些警惕，即對未來國家發展的不確定性感到恐懼，從而為了進行風險管理而追求更高程度自治。國家的更高程度發展可以有效消解這種顧慮和恐懼。而政治心理安全正是國家認同和深度回歸的前提。
因此我覺得國家要在戰略上更清晰地闡述自身的發展框架和方向。我試圖把它定位為兩點：第一，中國作為一個不可避免的超級大國，要同時協調完成國家層次的憲政建構和超國家層次的新帝國建構，實現兩個層次的並軌崛起；第二，要關注現在世界普遍發展中的公共性問題，通過資本、文化以及政治合作的輸出來解決美國在全球體系中無法解決的問題，與美國在世界制度競爭當中取得比較優勢，證明自身存在與模式的正當性及普遍性，“一帶一路”與亞投行就是很有價值的開創性戰略設計。
只有通過這兩點，才能比較長久和完善地解決香港體系回歸的問題，至少使得香港多數民眾和知識分子不至於單調地認為內地發展充滿不確定性以及沒有溢出正面價值。如此，超越具體的法律與政治細節衝突，香港的全部問題實際上可歸結於中國國家建構及其軟實力體系的完備性與具體進程問題。我們在對策意義上分析和設計央港關係改進框架的同時，也要同時意識到並強化主體中國更加規範的發展和更高層級的文明建構，以真正文明而有力的觀念和力量作為國家認同與團結統一的牢固基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