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日軍佔領香港，饒先生逃回尚未淪陷的抗戰後方揭陽（1943年9月，日軍佔領揭陽鄒堂，在鄒堂設立偽縣政府。1944年12月9日，揭陽縣城失陷，國民黨縣政府遷湯坑）。1942年，饒先生受堅決抗日的揭陽縣長陳暑木將軍聘任為揭陽縣文獻委員會主任、揭陽民眾教育館副館長，主要任務是振興中華文化，保護潮州文物和文化遺產，並通過教育民眾，宣傳抗戰的民族精神。
1943年秋，揭陽局勢惡化，饒先生奔赴桂林，應聘為無錫國專（抗戰時遷至廣西）教授。1944年，桂林告急，饒先生走入蒙山；蒙山淪陷，又避入大瑤山。其間饒先生數度躲過日軍戰機轟炸，九死一生，著有《馬矢賦》、《囚城賦》、《燭賦》、《傜山詩草》等一批抗戰文學作品。
抗戰勝利消息傳來，饒先生欣喜若狂，當即賦詩：“舉杯同祝中興日，甲午而來恨始平。一事令人堪莞爾，樓船兼作受降城。”
從上述饒先生歷盡艱辛的避難史和以筆為槍的抗戰史，可以看出他作為一個中國傳統讀書人的民族氣節。抗戰勝利後，饒先生受聘為廣東省立文理學院（今華南師範大學）教授，又獲當時省主席宋子文聘為廣東省文獻委員會委員、廣東文物編印委員會委員。一再獲得省政府的聘任，足證饒先生在抗日戰爭時期所表現出來的民族氣節，在當時已獲廣泛肯定和嘉許。陳端度妄圖漂白祖父而抹黑饒宗頤之謬說，反使有識之士更加看清陳梅湖賣國投敵的醜惡行徑，更加欽佩饒先生奔赴國難的崇高氣節。
駁斥之三：杜撰虛構
玷辱學人清白，誣指饒宗頤剽竊
饒宗頤先生從事學術工作，至今已超過80年，以為人正派、學風嚴謹見稱，在國際學術界享有盛譽。饒先生的學術，格局恢宏，涉獵廣博，在許多領域都有開創性的研究成果，形成獨樹一幟的饒學，深受學界尊崇。
公允而言，陳梅湖雖為漢奸，但也曾做過一些學術研究。然而陳端度為拔高祖父陳梅湖學術地位，以自抬身價，竟然毀謗說饒先生奪取了陳梅湖的著作手稿，加以抄襲剽竊，從而造就自己成為一代國學大師，真是聳人聽聞。
饒宗頤教授的學術領域極為廣博，陳梅湖則僅在方志學範疇略有研究。而就方志學而言，雖兩人皆以潮州為主要研究對象，但饒宗頤教授於抗戰後總纂民國《潮州志》，以專家修志的新方法見稱，至於陳梅湖於日偽時期編修的《南澳志》等，則是傳統官僚文人修志的路子，二者方法迥異，在學術理念上差之千里。
陳端度指稱饒教授抄襲陳梅湖著作最甚的是，誣指饒教授關於李鄭屋村古墓研究的論文，脫胎自陳梅湖的一篇《漫談九龍李鄭屋村古冢》的未刊雜文。此實為混淆視聽之說。
香港九龍的李鄭屋村古墓於1955年8月9日發現，隨即由香港大學中文系林仰山教授主持發掘。時任港大中文系講師的饒先生在8月11日已與港大的同事簡又文先生一起進入古墓考古現場，有關詳情可參考林仰山教授當年的考古簡報。其後，饒先生在香港大會堂為考古學會作公開演講，初步發表其後來專業論文內的觀點。1965年，饒先生在日本大阪大學史學會再作演講。1969年1月饒先生在台灣“中研院”史語所集刊上書面發表其論文《李鄭屋村古墓磚文考釋》，影響極大。2005年又發表了《由磚文談東漢三國的“番禺”》一文，具見先生對一個學術問題的長期關注與輻射式的研究視野。
相反，陳梅湖並沒有親睹遺址發掘現場，他的“漫談”一文，僅見於陳端度自己創立的“陳公梅湖詩文文獻網”，未見其他刊發記載。據陳端度所發布的“漫談”文章，其開篇即言：“近李鄭屋村發現古冢，猶未一履其地，唯讀各報紀載，讀後漫作此談，自知膚淺，貽誚高明。”可見陳梅湖也心知文章實非考據嚴謹之作。事實正是如此，其文論點及引證皆謬誤屢出。饒教授的論文則立論嚴謹，考據詳實。陳梅湖的“漫談”文章與饒教授的學術論文，不僅研究內容不在一個方向，學術水平更不在一個層次，根本不可同日而語。二文實風馬牛不相及，何來抄襲之說？
陳端度的這一誣衊顯然不攻自破。然而，他並沒有就此甘休。為“證明”饒先生會抄襲陳梅湖“大作”，陳端度竟造謠稱饒先生會習慣性抄襲，並舉出一些令學人失笑的所謂證據。以下舉其要者，一一予以澄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