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現有法律法規衝突導致醫院無從選擇。1994年，國務院頒布的《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醫療機構施行手術、特殊檢查或者特殊治療時，必須征得患者同意，並應當取得其家屬或者關係人同意並簽字。該條例實施的是“雙簽字”制度，在征得患者同意的同時還需要征得患者家屬的同意。從這個角度來說，孕婦能否剖腹產實際自己說了不算，還需要家人同意。事實上，之後出台的法律法規對此有了修正，例如《侵權責任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只需要征得患者同意即可，只有不宜向患者說明的，才需要向患者親屬說明並取得書面同意。從法理上講，法律的效力應當高於行政法規，但不能要求所有醫生都懂法，也不能要求所有醫院每年都進行法律培訓，醫院及醫生守著陳年舊規，恪守國務院頒布的條例，導致悲劇一次次的發生。
第二，惡劣的醫患矛盾導致醫院不敢作為。即便醫院每年進行普法、學法，使每一位醫生了解了最新的法律規定，知道只需患者簽字就可以實施手術，但醫院及醫生仍然會視若罔聞，不管新法如何規定，依然要求“雙簽字”。導致這一悲劇的原因便是因為醫鬧！醫療本身存在一定風險，任何一台簡單的手術都有失敗的可能性。一旦出現事故，伴隨醫院的是無盡的矛盾和糾紛，而現有的制度體系對於醫藥基本束手無策，醫院為了息事寧人，不得不採取最為保險的方式，降低一切可以降低的風險，將所有責任都交給患者。
孕婦跳樓事件刺痛了每個人的神經，因為我們都不是局外人，若不改變現有的醫療制度，悲劇將不會終結。當譴責醫院鬆散的管理時，也應當反思是什麼樣的醫療制度導致醫院不敢實施醫療措施；當抨擊孕婦家人冷漠無情時，也應當關注是什麼樣的制度造成了類似悲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