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義小說，對他意味著生活本身
他出生在1963年，中國剛剛經歷一場災難，數千萬人死於饑餓。對童年記憶最深的，是食物的匱乏：小時候吃得最多的是番薯，見得最少的是肉，饑餓感控制著中國農村大部分人的生活。
在香港第一年，黃燦然住貧民窟，幾乎沒休息，早上八點多幹到晚上。有時為了雙倍工資，得通宵。除了高強度的工作，工廠生活還意味著身體受傷的風險：容易被針擦傷，嚴重的時刻，左手大拇指偏指甲一寸左右的位置，被釘子整個擊穿。
他覺得這些都沒什麼，比工傷更令人煩憂的，是對未來的茫然。年輕人總是不知道如何生活。他不懂廣東話、不會英文、甚至認不清26個字母，又與工廠格格不入，唯一可做的就是拼命閱讀。
他從香港的三聯書店訂閱所有他能買到的重要刊物，包括學報、社會科學、哲學研究……在《信報》上了解德里達、福柯的新潮理論。黃燦然現在仍清晰地記得，自己跟著文學史讀新文學以來的作家，穆旦、何其芳、卞之琳和李廣田……有些原書已經絕版，只剩影印本。他偏愛葉芝和加繆，那時候，存在主義小說對他意味著生活本身，荒謬、試圖反抗，他又懷疑這反抗也是浪費。
黃燦然對生活的茫然，因為大舅的一句話出現轉機。
大舅是老右派，喜歡陀思妥耶夫斯基。1981年，黃燦然回鄉探親，大舅知道後就跟他說，“燦然，你這麼喜歡看書，應該去讀大學。暨南大學專門招僑胞，還會有優待。”
舅舅的鼓勵讓他迅速找到方向。回香港後，黃燦然報名夜校，白天做工，晚上上課，回家再堅持自學一個半小時以上。聽英文歌的時候，有些唱片背後附歌詞，他就查《新英漢詞典》，密密麻麻地寫滿注釋。這本詞典一直陪伴他到報社考試，終於被翻爛。
讀夜校後，自殺的念頭沒了，因為逐漸明白自己要做什麼。兩年後，黃燦然順利考入暨南大學新聞系。很快過上晝伏夜出的大學生活，他喜歡晚上看書，有時讀到凌晨三四點。逛書店重新變成生活的一部分，像在香港一樣，他很快摸熟廣州的書店，星期二和星期五，他騎著自行車，晃悠悠地在北京路一家一家地逛，拿寒暑假在香港打工的錢買書。等大學畢業，書已經有整整25箱。
剛進大學時，隔壁宿舍的同學聽說有一位叫黃燦然的書很多，過來串門，找他聊天，談文學。他說，樓上有一位師兄可以見見，他那邊有北島、舒婷的詩集。這位師兄是詩人沈宏非，已經畢業，只是還沒分配，就住在學校。當晚黃燦然去見他，九點一直聊到凌晨兩點。沈很高興，說，你來紅土詩社吧。於是黃燦然開始做詩刊，辦報紙，天南地北地跟朋友通信交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