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近畢業，黃燦然出了自己的第一本油印詩集《某種預兆》，當時印了幾十本。其中有一首，以父親的口吻，寫給自己未來的孩子：
“切勿寫詩，這是父親惟一的忠告
壞詩糟蹋藝術，好詩為詩所誤
好或壞，一旦陷入，就無法自拔
我落得如此狼狽，就是一個例子”
——《傾訴》
餘生都用來服務別人
上世紀80年代末，黃燦然回到香港，能從空氣中彌漫的緊張感發現，時代在改變。香港的“去工業化”政策，瓦解了過去勞工在市場上具有的價值，曾經的工友幾乎都面臨轉行，黃燦然也面臨新的生活，大學畢業、結婚、女兒出生，她們都在家鄉，移居申請遲遲沒有通過，讓他時常懷疑自己為何待在香港。為了養家，有一兩年時間，他最遠去到葵湧工作。每天兩三個小時的地鐵，從觀塘坐地鐵到葵湧，中間在太子轉車，地圖上形成一個三角。在地鐵上的兩三個小時，成了他一天主要的閱讀時光，他的閱讀也轉向了西方現代詩歌：艾略特的荒原、穆旦翻譯的普希金……
但高強度的工作和閱讀，身體逐漸撐不住。原本大學時期就日夜顛倒，加上一直以來抽煙、喝茶、不懂得運動，黃燦然28歲左右生了場大病。
這場病徹底改變了他。他開始覺得人是物質的，從消極變得積極。他學會調整身體，注重飲食，每天吃牛肉、龍蝦、三文魚，早上起來會先喝兩杯溫水。到90年代，太太和女兒來到身邊，黃燦然對香港不適應的部分終於消失。他開始大量翻譯，二十年如一日地工作。
接下來的人生，黃燦然說自己三十五歲的時候就想明白了。他說，有一天覺得活著實在是很累，不是說貪圖安逸，相反，安逸對他毫無吸引力，但他突然想到，既是這樣，那麼為何不就多做翻譯，把下半生都用來服務別人。這樣下了決心後，生活頓然輕鬆起來。這種一定程度的無我，反而讓他看到世界的光彩，並順手變成詩。
除了黃燦然自身的勤奮，還有一部分源於香港為他提供了極為珍貴和豐富的文化資源。大公報的工作，讓他有機會讀到國際先驅論壇報、泰晤士報、時代雜誌、紐約時報這樣的一流媒體，距離報社不遠的曙光書店，有倫敦書評、紐約書評和各種新潮理論。
另一個去處是美國領事館在金鐘設立的圖書館，黃燦然記得，那裡有很多外文書和雜誌，碰到喜歡的內容，他就複印下來帶回去看。正是在那段時光，黃燦然接觸到沃爾科特、阿什伯利、布羅茨基……那時候，布羅茨基經常在紐約客發作品，每次讀到他的詩，黃燦然就會複印那一頁，再剪下方塊大小的詩，帶回去翻譯。
90年代中期，美國經濟下行，圖書館關閉。不過很快互聯網來了。1996年底，同事給黃燦然介紹互聯網，黃燦然一看就傻了，第二天立馬買了電腦，為了方便在亞馬遜買書，黃燦然申請了人生第一張信用卡。
黃燦然出生地在福建晏田，山上只有十六戶人家，人口與他現在定居的洞背村相似，不同的是，洞背除了山，還有比山還高的海，從客廳的窗戶望出去，能遠遠看到一些漁船。晚上八九點，山裡便悄然無聲，漁火在海面若隱若現。
2014年，黃燦然從大公報辭職搬到洞背，繼續做不掙錢的文學翻譯，寫沒什麼人讀的詩。去年在洞背和他見面，他說，已經做好隨時死去的準備，而最好的死法，就是倒在工作台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