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觀當下的文學批評界，不少批評家常常陷入兩個誤區：要麼拘囿於某一文類批評話語的狹隘空間而難以自拔，寫小說評論的視詩歌評論為畏途，寫詩歌評論的對小說評論感到無從下手，彼此畫地為牢；要麼因無力真正進入批評對象內部而只能游離在批評對象之外，發一些不知所雲的空論或謬論。二者的共同症結就在於學識的淺薄導致批評底氣的闕如。李長之寫於1934年的《論目前中國批評界之淺妄》一文，對“冒牌的、貪便宜的、懶惰的、淺薄愚妄的批評家”發出厲聲警告，熱切呼喚“真正的、有學識的、有天才的、虛心而勤勉的、忠實而深刻的批評家”，至今依然振聾發聵。
批評家要到文學現場接地氣
早在清華大學求學期間，李長之就十分關注當時文壇的各種新動向，並積極參與各種能夠和文學寫作現場發生緊密聯繫的實際工作。20世紀30年代，他先後擔任《文學季刊》編委、《清華周刊》文藝欄目主編、天津《益世報》文學副刊副主編等報刊的編輯工作，還創辦了《文學評論》雙月刊。1944年3月，他又創辦了《書評副刊》，附在《時與潮文藝》雜誌之後出版。同時，他撰寫了大量書評文章，以犀利獨到的眼光和獨立自主的立場，評論當時新近出版的各類文學作品，涵蓋了詩歌、小說、戲劇、散文等多種文類，其中包括卞之琳的《三秋草》、林庚的《夜》《春野與窗》、臧克家的《烙印》《泥土的歌》、田間的《給戰鬥者》等新詩作品，還有老舍的《離婚》《貓城記》、茅盾的《霜葉紅似二月花》、巴金的《憩園》、無名氏的《北極風情畫》《塔裡的女人》、沙汀的《淘金記》等小說作品，以及郭沫若的《屈原》、吳祖光的《林衝夜奔》等戲劇作品，冰心的《關於女人》等散文作品。這些作品後來基本上都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李長之在當時就能發現它們並給予中肯的評價，體現出一位優秀批評家敏銳的藝術直覺和富有前瞻性的價值判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