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李長之的這些書評既不是他曾諷刺過的書店“小夥計”式的出版預告，也不是專為朋友捧場的虛假讚美之詞，而是充分體現了作者獨特審美趣味和獨立價值評判的文學批評。譬如，1944年，當時就在文壇富有名望的巴金出版了小說《憩園》，李長之切中肯綮地指出這部小說敘事藝術上的不足之處：“它的內容猶如它的筆調，太輕易，太流暢，有些滑過的光景。缺的是曲折，是深沉，是含蓄。它讓讀者讀去，幾乎一無停留，一無鑽探，一無掩卷而思的崎嶇。再則他的小說中自我表現太多，多得使讀者厭倦，而達不到本來可能喚起共鳴的程度。”這樣的批評意見，顯然不是泛泛之論，而是真正觸及到文本內部藝術問題的專業意見。再如，對於茅盾代表作之一的《霜葉紅似二月花》，李長之有過這樣的評價：“這表現五四前夕的《霜葉紅似二月花》第一部，較之作者過去的《虹》，自然生動而不那樣沉悶了，較之《蝕》也更為深入，但卻遠不及《子夜》的堅實。”作者在這裡把作為個例的特定批評對象置於一種作家創作的整體性語境之中，通過一種橫向的比較與分析，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
值得注意的是，在學者和批評家的身份之外，李長之還是一位詩人和作家。他曾出版過兩部新詩集《夜宴》和《星的頌歌》，還發表了不少散文和童話作品。如此豐富的創作實踐，無疑也讓李長之得以比一般批評者更深刻地了解文學創作的藝術奧秘，也能真正走進文學現場內部，獲取第一手的鮮活信息。
銳氣和擔當是批評精神的兩翼
批評精神的建構是李長之文學批評著述的一個重要命題。在《論偉大的批評家和文藝批評史》中，他如此概括自己所理解的批評精神：“批評家的批評精神，在有所摧毀，有所探索，有所肯定，他抗戰著，也建立著。”摧毀、抗爭是批評活動“破”的一面，而探索、肯定是批評活動“立”的一面。“破”要求批評家具備足夠的銳氣，“立”要求批評家敢於擔當。二者相輔相成，構成批評精神的兩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