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記者：您如何看待這次“公投法”修正案對島內政治發展和社會發展所產生的影響？
王英津：公投門檻的大幅降低，雖然可以更加彰顯民衆的直接民主權利，但也增加了新的政治、經濟、社會風險。單單就這次“公投法”修正案對島內的潛在負面影響來說，我認為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政府能力的進一步下降。西式自由民主體制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政府能力不足，台灣屬於西式自由民主體制，本身也存在政府能力不足的問題。這次“打破鳥籠 還權於民”，其結果必將導致權力下沉。在本來政府能力不足的情勢下，再“還權於民”，會使政府能力不足問題“雪上加霜”。由於之前“公投”是“鳥籠公投”，所以法理上賦予人民的權利并未在現實中真正得到落實，權力還是集中於政府的手中。即便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能力都存在不足問題，何況現在落實了“還權於民”，今後政府能力不足問題必會更加嚴重。伴隨而來的，就是政府管治社會、駕馭對抗、化解矛盾的能力日趨下降，這會給台灣當局帶來一系列治理體系和能力上的問題。
二是民粹主義會進一步加劇。目前西方先進國家都出現不同程度的民粹主義問題。台灣的民粹主義一度非常嚴重，近幾年略有好轉，但此次“公投法修正”後，可能會加劇民粹主義的蔓延，公投政治成為不同政治力量相互鬥爭的工具，這會對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產生消極影響。
三是“少數決”容易偏離民主運行的價值。從世界公投政治實踐來看，盡管多數決的門檻盡管因各國國情不同而有所差異，但大概還是有規律可循。就多數國家的通過門檻而言，從高到低依次為：五分之四，四分之三，三分之二，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目前台灣的公投門檻竟然是四分之一，是全世界最低的。如此低的門檻，除了會在實踐中帶來公投的濫用之外，在法理和學理上也與民主政治的精神并不相符。衆所周知，民主政治是大衆政治，必須體現多數人的意志，“尊重多數，保護少數”是民主政治精髓，而台灣的公投政治容易導致“尊重少數，卻無法保護多數”的情形。
中評社記者：您如何看待國民黨在這次“公投法”修正過程的態度和立場？國民黨和民進黨在這次“修法”問題上態度分別經歷了一個怎樣的變化？這能反映出什麼問題？
王英津：我認為，我們應以歷史、發展、比較的眼光來審視台灣各個政治力量對修改“公投法”的態度及其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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