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分析說，從匯率形成機制來看，40年來，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的基本要點是：中間價定價基礎由機構報價到市場收盤價；參考貨幣由單一美元到籃子貨幣；浮動幅度不斷擴大；從直接管理、窗口指導到引入逆周期調節因子。中國在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上堅守市場化方向沒有變，但在操作層面上秉持的是謹慎的、探索性的試錯方法。
從國際資本流動來看，吳曉求表示，國際資本流動包括境外資本對內投資和境內資本對外投資，境外資本對內投資主要包括兩部分，一是外傷直接投資（FDI），二是資本項目的金融性投資。改革開放40年來，在中國，國際資本流動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過程。從制度層面來看，改革開放之初，由於實行嚴格的外匯管制，除了少許援助性對外投資外，中國金融活動中幾乎沒有真正意義的國際資本活動。2002年11月，中國政府正式頒布了《合格境外季候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管理暫時辦法》，以推動者中國資本市場開發和國際化，有限度地吸引外國投資者。中國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的另一項過渡性制度安排是滬深交易所與香港聯交所的互聯互通，簡稱滬港通、深港通。
同時，吳曉求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影響力雖有提高，但仍然有限。人民幣離岸存款主要分布在香港、台灣地區、新加坡等，分布區域相對單一。在改革開放40年中大多數時間，人民幣離岸規模很小，2010年後離岸規模迅速增加。人民幣的互換規模在改革開放之後一直在擴大，到2018年8月已經與40個國家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貨幣互換協議總額達到了33687億元人民幣的歷史記錄。人民幣互換規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和信用度。
金融監管模式：從“大一統”到“分業監管”再到“雙柱”功能監管
吳曉求表示，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金融監管經歷了：“大一統”、“分業監管”和“雙柱”功能監管的三個不同發展階段，其中“雙柱”功能監管是分業監管模式的升級版。1983－1992年期間為“大一統”金融監管模式，在此期間，金融信貸活動與金融監管、央行只能混為一談。1992年中國證監會的成立標誌著中國金融業“分業監管”時代的來臨。2018年中國銀監會和中國保監會合併成立中國銀保監會，調整央行部分職能，且賦予央行宏觀審慎監管職責，意味著中國金融開始探索“雙柱”功能監管模式。
吳曉求指出，從“大一統”的監管模式，到基於“分業經營、分業管理”的具有條條特征的平面化監管模式，再到基於宏微監管並存的“雙柱”功能監管模式，既意味著金融監管基礎的重大變化，也意味著金融監管理念的進步，是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金融發展和變革的縮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