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裡，傅高義沒有老過，當然也沒有年輕過，一直是笑眯眯的樣子，從來沒有見過他發火，有時候會像個孩子一樣開懷大笑。傅高義沒有多少頭髮，每當別人提問他回答不上來的時候，他就猛拍自己光亮的腦門兒，拍得叮當響，有時候都拍出節奏和答案來了。
傅高義非常虛懷若穀。任何人跟他說話，他都掏出小本，像個記者一樣，發現能激發他靈感的，他就說：“Good idea！Let me write it down！”他是真正的“活到老、學到老”，從不以權威的身份自居，有時候姿態比你還低。有幾次我倆去聽演講遲到，我不好意思坐地上，就站著了；他二話不說就坐到地上去。
1991年，傅高義寫了一本小書叫《亞洲四小龍》。那段時間正好是哈佛課程改革，這些大教授爭相要開一些核心課程，面向全校的本科生，傅高義當時就開了一門“東亞工業社會”。記得是1996左右，我一度想做這門課的助教，傅高義先生甚至給了我一份這門課的大部頭課程讀本。可惜的是我分身乏術，最終無緣成為他老人家的助教。現在那份講義應該還在我香港大學的辦公室裡面。
傅老先生教書應該很受哈佛本科生的歡迎。他講課一定就像是一個慈祥的老爺爺在給你講故事，講得很有趣，加上他的閱歷極其豐富，學生無疑都很喜歡。2016年我回哈佛，聽說傅高義仍在義務給學生上兩門課。他這樣做，根本不是為名為利，就是一種對學術對社會的passion，想跟年輕人交流。對於傅高義先生的高風亮節及其教書育人的精神，我是自愧不如的。
記得應該是2014年，我有一次跟我的導師入江昭教授約在哈佛旁邊一家叫“南北家園”的中餐館吃飯，傅高義聽說了，也要來參加。只見他從自行車上跳下來，頭上戴著頭盔，腿上打著反光的綁腿就進來了，還跟我們道歉有點遲到，然後就詳細地問我最近在做什麼研究。2019年底傅高義到香港做新書出版講座，我沒能參加，他還特意將《中國與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簽名本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編輯送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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