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這樣受他關照或受惠於他的人應該太多太多了，研究東亞的中國學者也好、日本學者也好，都要到他家去拜訪或向他請教。他不僅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也是“日本人民的老朋友”，當然也是“美國偉大的愛國者”，他有一種國際胸懷和極其強烈的現實關懷，不能給簡單地貼標簽說他是知華派或親華派。
我2019年在哈佛休學術假的時候，基本上每周都能見到傅高義。當時他八十九歲，這麼一個功成名就的學者其實完全可以不用再去做瑣碎的工作了，但他依然在費正清研究中心主持Critical issues facing contemporary China，即“當代中國面臨的問題”，每周都請知名記者或者學者來做演講。他為什麼這麼做？還是因為有passion，他對中國、對世界及美國充滿了passion和關懷。
傅高義的學術脈絡
1993－1995年，傅高義跟著約瑟夫·奈一起去了白宮。他的職務是國家情報委員會東亞事務官，主要負責收集和分析東亞的各種信息，每天都要寫簡報。他這兩年的經歷，不僅近距離接觸了很多機密信息，另外也讓他深知寫東西要簡明扼要的重要性。
現在很多人回憶說當時傅高義覺得自己年紀大了，沒法做官了，才在政府任職僅兩年立即回到哈佛教書。其實哈佛大學有一個硬性規定，全職擔任校外職務最多兩年，必須要回來，否則就會失去哈佛的教職，絕大多數人都不會放棄哈佛的教職，所以到期就回來了，堂堂基辛格，逾期未回，結果也未能如願以償的回到哈佛。
1994年前，美國規定大學教授70歲退休，很多人不知道，1994年之後哈佛大學的教授是可以選擇不退休的，像《文明衝突論》的作者塞繆爾·亨廷頓就是快80歲才退休的。2000年的時候，傅高義70歲了，他選擇了退休。他就是想用更多的時間寫自己想寫的書。《鄧小平時代》就是那時候開始寫的，當時中國大規模崛起，他對現實的強烈關懷，促使他去研究中國，他認為研究鄧小平就是很好的切入點。傅高義花了十年時間才寫完此書。《鄧小平時代》於2011年出版。本來寫完該書後，他想再接再厲，撰寫《胡耀邦傳》。但他意識到當時中日關係惡化，想借助自己作為研究日本和中國的雙重學者的身份，為改善中日關係作出貢獻，結果他老人家又花了近十年時間研究中日關係，寫了《中國與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一書。該書於201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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