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由於《漢字簡化方案》出台，又有大批地名隨之更改。因為漢字簡化本身是作為“漢字拼音化”的一種過渡手段，因此當時在更改地名時，並未深入考慮歷史、文化傳承方面的問題。較為典型者，如“璦琿”被更名為“愛輝”，只簡掉了兩筆，但卻割斷了該地名與1858年《璦琿條約》等重要歷史事件之間的聯繫；至2015年，“愛輝”在已被好幾代人用慣了的情況下，又改回了“璦琿”。其他很多更改，也顯得毫無章法。如“大庾縣”更名為“大餘縣”（理由是“庾”字太生僻，但與此同時“大庾嶺”卻並未更改）。同樣，“沔縣”也被更名為“勉縣”，理由也是“沔”字過於生僻，但該縣之來歷“沔水”卻又保持原狀。
1966年，十年動亂開始席捲全國，於是一場規模廣泛的、許多城市街道的路名更改風潮呼嘯而來。在北京，張自忠路被改成“工農兵東大街、”趙登禹路被改為“中華路，”佟麟閣路被改成“四新路，”一代抗日民族英雄頓時在首都銷聲匿跡，這實在是愧對先烈，有辱英靈。當時北京市委的口號是“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紅。”但紅色地名不夠用，就只好採用一種簡單省事的辦法，從東單二條到前炒麵胡同，按順序被更名為“瑞金路頭條”至“瑞金路三十條”。
北京並非特殊的個案，其時全國各地都出現了“地名一片紅”的狂熱，造就了大量的重名同音地名。地圖、公章、招牌、路標、公文、出版物等不可能緊跟運動的步伐迅速更改地名，造成了辦事找不到人、信件無法投遞等諸多混亂。直到1974年，北京市才將絕大部分胡同改回了原名，祗有14條沒有恢復。
1979—1986年期間，中國開展了“第一次全國地名普查。”通過這一普查，對文革期間的大量地名亂象予以撥亂反正。普查結束後，上自國務院而下至各縣市，均成立了“地名委員會，”以防範地名亂象再生。
但從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一輪新的更改地名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又捲土重來並一直延續至今，這次更改地名的動機是為了“推動發展經濟。”然而，大多數地名的更改，卻並未能產生明顯的拉動經濟效應，反而引發了極大的爭議。例如，1987年徽州地區更名為黃山市，其下轄的太平縣則更名為黃山區，而黃山區下面還有一個“黃山景區”，這顯然給遊客造成了很大的困擾，令人不知所以，也由此中斷了“徽州文化”。其實，黃山這座中國第一名山根本無需借地名揚名，“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這一殊榮早已使黃山名聞遐邇。而徽州文化在中國影響深遠，安徽就是從安慶和徽州各取一字而得名。因此，在徽州更名後要求恢復原名的呼聲一直沒有中斷，這也被視為最失敗的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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