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遺憾地是，推動這種中日關係回暖的動力只是一些短期利益需求，中日之間的一些結構性矛盾事實上不僅沒有得到緩解，還在進一步加深，尤其是日本通過新安保法案之後。這將成為中日關係回暖的實質障礙。
新安保法案通過之後，日本快速增長的軍事實力具有了至關重要的隱性威懾效應。換言之，一旦出現日本認為對自身利益有損害的安全形勢，日本便可以毫不猶豫地發揮這種威懾效應。這將顯著削弱中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威懾效應，並可能實際制約中國在該地區的安全行動。日本的這種隱形威懾效應對中國應對海洋領土爭端不利。在目前中國的海洋領土爭端中，軍事威懾是一種重要力量。這從中美圍繞東海、南海海洋領土爭端所展開的威懾與反威懾爭鬥即可看出。日本具備隱形軍事威懾效應之後，中國在海洋領土爭端中的軍事威懾效應將不可避免地出現弱化趨勢，爭議方之間的力量對比將發生不利於中國的趨勢變化。儘管這種趨勢變化的幅度並不足以改變中國的相對力量優勢，但優勢的弱化將使得力量對比向著趨於均衡的方向發展，從而使得爭端形勢更為複雜化、持久化。更為重要地是，日本、菲律賓以及越南等國將會利用中國軍事威懾效應弱化趨勢的時機不斷製造事端，增強自身威懾能力。而中國則需要持續加以關注、不斷投入資源，以保證中國的相對優勢。海洋領土爭端將由此成為中國必須長期面對的一個棘手難題。
從日本自身而言，通過新安保法案是其邁向正常的政治經濟大國的必要之舉。而只有成為正常國家，日本在地區以及全球層面與中國競爭影響力才具有可信性以及可行性。因此，新安保法案的重要意義並不僅僅局限於安全軍事領域，其對於日本的地區以及全球外交也有重大的促進意義。這將更加激發日本與中國在地區以及全球競爭影響力的信心與實際行動。中國將面臨來自日本的、更為激烈的地區以及全球影響力競爭形勢。因此，在中日關係緩和假象之下也隱藏著激烈競爭，這一點必須引起注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