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台灣的官僚體系也面臨以下諸多問題：國家能力退化、行政權出現割裂、公權力退縮、文官士氣渙散等。政務官更換過於頻繁，中低層公務人員不知所從，而且各種監督與防弊機制束縛太多，行政官員所作所為非常被動。因此導致台灣的公務員傾向於消極、保守，更多的是對自己的保護。
社會條件制約 “不占領不足以彰顯我的憤怒”
朱雲漢指出，台灣民間社會充滿活力，自由多元，各種聲音都有它發揮的空間。但是另一方面，社會過於分散和過度動員造成了統合的困難，也不存在清晰的中間力量。很多社會團體對政府充滿不信任。每一個小群體必須很大聲的站出來，走上街頭，才能受到重視與彰顯存在。目前，台灣社會的政治抗爭已升級演化為“不占領不足以彰顯我的憤怒”的狀況。與此同時，台灣公權力不斷自我退縮。官員更多的是窮於應付媒體、立法委員、反對黨以及社會抗爭，根本沒有時間與精力深入思考如何做出更好的決策。
朱雲漢最後提出，面對以上這些困境，政府作出有效響應的能力非常有限，這也是近年來馬英九贏得多數選票支持的情況下，執政路上依然困難重重的原因。
（後方支援記者 王秀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