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以蔡英文這種把大陸的成長當做威脅的思考方式（處理兩岸經貿關係），台灣又沒有實力和底氣和大陸做競爭，恐怕結果是，兩岸消長的情況越來越明顯，台灣邊緣化的問題會越來越嚴重”，他告訴記者。
龐建國注意到，蔡英文在談“新南向政策”的時候都總會夾帶一句話：“告別以往過於依賴單一市場”。“你講了這麼一句話，大家都心知肚明了，等於說你把新南向當做和大陸進行經貿對抗的手段”，他指出，很明顯，“新南向政策”和大陸提出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是高度重叠的，他質疑，蔡政府是否要衡量一下，台灣有沒有可能在和大陸採取敵對立場的情況下、在沒有大陸善意的情況下，把新南向政策經營得好？
“我個人很主觀地說，沒有大陸的善意，新南向政策效果一定不好”，龐建國說。
“發展型模式”勢微 市場發展超出政府主導能力
中評社記者：說起台灣的經濟發展，就涉及了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扮演什麼角色的問題。台灣曾經作為“發展型模式”的典範，但現在也面臨很多體制性、政策性問題，在各國都在轉型、調整的趨勢下，台灣內部似乎不分藍綠仍然想重溫“發展型模式”的舊夢？您曾師從著名學者皮特•埃文斯（Peter Evans），您對台灣近年來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市場與社會的關係有何評價？
龐建國介紹，埃文斯在談及政府和社會的關係時，提出了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性是，當政府功能發揮得很好，社會很接受、很佩服政府時，兩邊就會形成一個正向的、相輔相成的關係，“那就是社會越來越支持政府，政府越來越能領導社會”；另一種可能性是，當政府把社會的產業發展起來之後，政府的能力就跟不上社會本身的動能了，“這時候市場會走在政府的前面，在這種情況之下，政府還要硬想主導市場，有時候就適得其反”。
“台灣今天就落入了第二個局面”，龐建國分析，事實上，台灣的產業發展已經超出了政府能夠主導的範圍，在這種情況之下，政府要做的事情，恐怕不是再去向市場和企業下指導棋，而是提供一個好的公共建設與公共服務環境，讓企業界能夠有一個好的經營環境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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