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死刑作為剝奪犯罪分子生命的極刑，無論對家庭還是社會，都存在著雙刃劍的效應。保留死刑有利的方面，首先是直接消滅嚴重惡性犯罪者，使其不能再危害社會；其次是震攝犯罪，促使其他犯罪份子放棄作惡，改過自新，重新作人；三是平息民憤，減少民間的復仇心理和報復行為。而負面的效應也很明顯，諸如對罪犯執行死刑後其親屬痛苦、刺激的一面久久不能消失，易產生不滿，形成消極抗拒的社會力量；且死刑越多，對立面越累積，對抗情緒越大，社會基礎就越不穩定；此外，對獨生子女的死刑有時會形成5個家庭的不滿；至於出現錯殺冤殺案件後，更是後患無窮；還有，對經濟犯罪執行死刑以後等於是滅了口，喪失了活證據；類似“前赴後繼”的官員貪污、受賄案件，一再反覆地提醒人們，防治犯罪的根本出路在於制度建設，而不在於刑罰的嚴苛性。否則就會造成認知上的混亂和相應的一些不良影響。執行死刑數量多還涉及到國家安定治理的形象問題，也不利於國際和區際刑事司法合作。
在中國，非法集資詐騙達到數額特別巨大（100萬元人民幣以上）、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可以判處無期徒刑或死刑，並處沒收財產。而在金融領域，中國證券死刑第一人——銀河證券北京望京西園證券營業部原總經理楊彥明貪污、挪用公款8000餘萬元人民幣。而美國的麥道夫詐騙金額已達600億美元，大部分皆被其揮霍一空，對社會造成的危害遠遠超過楊彥明。但美國經濟犯罪法律規定基本上不能判處死刑，因此麥道夫被判處150年監禁。相形之下，反差立見。
值得一提的還有，中國正處於轉型期，各種行業的制度規範、規則上的缺陷以及社會分配不公，人心浮躁，失業率逐年增高，大批農村富餘勞動力進城無工可做等，加以詐欺投機博彩暴富現象時有發生，也都是誘發和刺激不良之徒鋌而走險犯罪的重要因素。據統計，犯罪人員70％是窮人，而這些窮人中有80％是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甚至有的共犯個案中全是進城的農民工，少則3至5人，多則10人以上。他們也是不幸的。從心理學上分析，人的行為和心理在一定環境刺激下有可能身不由己，由此可見死刑在遏制這類犯罪的功能上的有限性。
在保留死刑的國家中，日本每年不超過兩位數；美國從1973年到1995年是303人執行死刑；韓國每年不超過20人；印度每年執行死刑的100人左右；而在台灣從1950年到1992年共480人執行死刑、香港澳門已經廢除死刑。同一種犯罪，涉港涉澳案件和在中國內地審判和港、澳審理結果大不一樣。中國被認為是世界上死刑犯最多的國家，據大赦國際組織統計，去年中國共判處死刑7000例，執行死刑1718例。如今，歐盟已經禁止將有判處死刑危險的犯罪分子引渡給管轄國，其他一些廢除死刑的國家也持類似的態度，加拿大對賴昌星的引渡即是如此。不待言，盡量縮窄死刑的適用範圍、減少掛死刑的條款，的確是檢視中國現行《刑法》的當務之急。
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賀衛方直言應該取消死刑。湘譚大學法學院院長邱興隆認為，只要承認罪犯是人，罪犯便擁有國家和法律都不得剝奪的生命權，因此應當全面廢止死刑。不過，也有專家指出，在法律的框架內懲治犯罪，維護法律的尊嚴，讓公眾對法律保有足夠的敬畏之心，這對於保障一個社會的正常運轉具有重大的意義。更有人強調，當前要重點解決的不是改革刑罰制度，而是要重點解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問題。從保護守法公民的角度著想，從國家的長治久安和社會的穩定著想，死刑非但不能全面廢止或逐漸減少適用，恰恰相反，為保障社會的順利轉型，現階段凡是有人觸及死刑的高壓線，就該嚴格依法處決。如果把法律當成一條橡皮筋，可以隨意拉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又從何震懾犯罪？按現有刑法的規定，不少已經被查處的巨貪是應該被槍決的，然而，曾經瘋狂斂財數百萬甚至近千萬者卻還在從容地呼吸，這給反腐工作帶來了一定的負面效果。叫嚷全面廢止死刑，如同是在為大奸大惡之人爭取生存的空間，這是一劑毒藥，對國家對社會對人民，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採信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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