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慮國際政治的安定，如果不能把各國間的抑制、威嚇、“均勢”視而不見，就不能排除用武力做為政策手段的必要性。
人類歷史是不同組織集團的反覆分合，古今中外並無區別。最後，所謂歷史的發展，就是記錄組織和共同體的興衰和輪替；更微觀來審視，則是記錄組織的掌權者之興衰輪替。
剖開歷史斷面即可瞭解，組織或共同體的幸與不幸、繁榮與滅亡，都受到領導人強烈的影響；領導人擁有的能力與承擔的條件，同時左右著組織的興衰，歷史上成為決定興亡關鍵的事例所在多有。
一九九六年，台灣舉行歷史上首度“總統”直選。這是改變過去的間接選舉，由國民用自己的手選出來的方式。中國對這場民主選舉深感不滿，就在選戰方酣時以演習名義向台灣近海發射數枚飛彈，很顯然，這是中國對台灣不放棄武力的恫嚇。
對此，我透過電視演說告訴人民：“飛彈彈頭是空包彈，我已經備妥幾套劇本了，不必擔心。”結果，動搖的民心獲得平息，安然完成選舉。
如果當時的我畏懼中國的飛彈，宣布延後投票、頒布戒嚴令，那就完全中了中國的詭計，而且無法獲得人民的信任。我深信，正因為透過堅定的信念和手腕進行對抗，才能夠實現民主選舉。
日本周邊環境越來越充滿火藥味了。置身這種情勢之中，規範國家根基的憲法明定不保持戰力，就是自己放棄生存，或是必須把生存權交到別人手裡。
所謂的保有戰力，並非就是戰爭的意思。身處渾沌的國際社會之中，為了不受欺凌，擁有自我保護的戰力是必要的，這是國際社會的常識。我在“總統”任內也很關注軍備提昇。因為我們無法依賴日本或美國，為了維護台灣的生存，我們非得自我防衛不可。
台灣向美國採購F16戰機之後，社會黨的土井多賀子黨魁曾經來台，她似乎認為台灣不宜購買戰鬥機，數小時沒完沒了地問我：“為何要買戰鬥機？”我從頭開始懇切說明，告訴她：“保護‘國家’是‘總統’的責任。妳知道自己的國家必須自己保護的道理嗎？”從那次以後，她就沒來過台灣了。
位於“G零”後的世界，日本正處在十字路口上。日本為了完成求生存的變革，不可或缺的就是全體日本人立志決行，日本人非得擁有自尊和自信不可。其結果攸關東亞更加的穩定與和平，也將為日本和台灣帶來更良好的關係。日本和台灣是命運共同體，日本好則台灣好，反之亦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