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現代化或者自由價值觀的理想狀態是將那些被“舊時價值觀”套牢的人群完全解放出來，但我們不能強迫人們去相信他們不願相信的理念。簡而言之，只有西方通過大規模的自由理念傳播，那些激進派的年輕人才可能聽到另外一種理念。在這場意識形態的鬥爭中，理念的象徵是至關重要的，就好像《查理周刊》在恐怖襲擊之後仍繼續運行、就好像在恐怖襲擊後，全球仍可以看到各國首腦聯手支持自由和民主。
確實，近些年來西方國家變得越來越膽小怕事，而且更荒唐的是，西方世界變得漸漸開始相信明顯衝突的觀念：比如我們希望繳納更低的稅，但同時我們要求政府給予更多服務；我們要求受到各種保護，但同時卻也要求擁有隱私。我們似乎已經忘記了，如果西方社會希望讓全球各個角落意識到自由和民主的價值，首先我們要學會如何付出和犧牲，甚至是自己的生命。在冷戰中，西方所崇尚的個人自由和民主曾幫助我們最終戰勝了前蘇聯陣營，但現在我們所崇尚的理念已經被貶低的一文不值。如果西方社會中的民眾都不堅信自由和民主的理念，更何況激進的恐怖分子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