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美國和蘇聯有別的是，中國在對待日本戰犯、對日政策方面盡顯懷柔一面。一部分戰犯雖然被蔣介石管轄下的南京軍事法庭判處死刑，但蔣介石卻私自扣留了岡村甯次等重大戰犯，為其策劃指揮內戰服務。上世紀50年代，在大陸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上千名戰犯，哪個人手上不沾滿中國人民的累累血債？但此時懷柔的政策考慮佔據上風，絕大多數日本戰犯不僅沒有被判處重刑和處死，反而在生活上享受高於中國人民生活標準許多倍的優待，幾年內就被大幅減刑並體面地送回日本。
這批戰犯中不乏個別人，被改造好並對中國人民抱有感激之情和愧疚之情。但不可否認，其中許多人憑藉偽裝逃過了應有的懲辦，回到日本之後並未偃旗息鼓、並未致力於和平大業，而是翻臉不認人，冥頑不化，成為軍國主義流毒謬種流傳的禍根，並直接影響到其子女、孫子女。
從背景因素看，地區形勢和國際政治的急劇變化是提前釋放大批日本戰爭要犯的一個因素，主要領導人的懷柔政策是另一個主要的出發點。但實踐證明懷柔對日本幾乎不起作用，時間越久遠，越發檢驗出這種過度懷柔的政策所包含的草率和天真，頗有些悔不當初的苦澀味道。假如當初像蘇聯嚴厲懲辦近20萬日本戰爭軍人一樣，日本這個一向吃硬不吃軟的民族或許會以另一種眼光看待中國和中國人民。
中國政府大批提前釋放日本戰犯後，又在台灣當局索取戰爭賠償立場動搖的基礎上，慷慨地放棄了對日的國家索賠，上世紀70年代之初這一數額為幾千億美元，折合當今數萬億美元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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