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團合法影響決策
具體而言，福山指出，在司法方面，法官失控、律師坐大、規則膨脹，許多本來可協商解決的事情非要打官司，法律的強制性令許多部門開支驟增。在立法方面，權錢交易通過後門，以絕對合法和更難以根除的方式進行--“相互利他主義”（reciprocal altruism），即不求馬上回報，而是著眼於讓受惠者產生將來給予回饋的道德義務。這是美國游說業建立的基礎。政客通常不會直接給家庭成員找工作，而是從游說集團獲得好處，讓他們的孩子上精英學校。利益集團則通過捐款和等待不特定的回報，合法地影響國會議員。
過去40年，美國利益集團和游說業的爆炸性增長令人瞠目，1971年僅有175個註冊說客，1981年增加到2500個，2009年增加到13700個，年開支35億美元。福山認為，游說者通常不是要改變現有法律，而是強化現行的對某個利益集團有利的法律，阻止必要的改革。醫保改革和金融危機中的救市法案即是典型的例子。他說，美國的立法程序已經比許多國家更支離破碎，民主程序被腐蝕和劫持不是政治派別兩個極端獨有的憂慮，其結果是民眾對國會的信任跌至歷史最低。
兩黨走極端為否而否
福山認為，權力制衡的民主有時成為過分的約束，導致一事無成。在立法機構，權力制衡則變成否決的遊戲（vetocracy），兩黨更走向意識形態的極端，黨團權力坐大，使他們能封殺全體的行動。比如美國國會對預算案說了算，而某個委員會的主席在預算批准中權力很大，成為游說者的主攻目標。立法體系中存在法律重叠、機構重叠、職能重叠的問題。他指出，有人叫著要廢除美聯儲和某些情報部門，而恰恰是這些部門和太空署、軍方，在民眾中的支持率最高，而他們恰恰是最不民主的，部分原因是他們能做成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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