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分析來看，習近平這一段話從三個方面論述了實踐“一國兩制”的聚同化異辯證統一關係：1，必須聚合三個認同，一是國家統一認同、二是民族發展認同、三是制度共存認同。這三個認同必須是兩岸一致的，如果有不一致，也必須向聚合推進。這樣，一國的認同才牢固，“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落實才有依靠，才有共同基礎。否則，就不存在落實“一國兩制”的可能性。2，必須化解兩岸之間對“一國兩制”最大的歧義，即兩岸統一與領土和主權的關係。3，“一國兩制”的前提是和平統一，也最符合中華民族整體利益，在此，中華民族整體利益就是“一國兩制”最大的同，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心願、共同的未來。
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說：“兩岸雙方應該本著對民族、對後世負責的態度，凝聚智慧，發揮創意，聚同化異，爭取早日解決政治對立，實現台海持久和平，達成國家統一願景，讓我們的子孫後代在祥和、安寧、繁榮、尊嚴的共同家園中生活成長。”在此，習近平突出強調了聚同化異之重要性！在探索“兩制”台灣方案之際，聚同化異的落實與應用，有利於遏制並立思維、對立思維的異變，防止香港曾經發生的“兩制”無法並存的矛盾與衝突。所以，必須化解兩岸之間對“一國兩制”最大的歧義，即兩岸統一與領土和主權的關係。在這里，兩岸統一是否領土和主權再造，當為目前兩岸彼此之間最大的不同認知。這個異，不可能留存，必須化解之。如果容納了這個異，就會導致原來的存社會制度之異，質變為存領土和主權之異，變為存兩個國家之異，導致一國的基礎蕩然無存。
由此可見，聚同化異的目的與作用是為了達到“兩制”共存的恒久性。聚同化異的內涵是典型的創新思維內涵，其基本要求是破除迷信、超越陳規、因時制宜、知難而進、開拓創新。所以，“一國兩制”必須保持“共存思維”的定力，但是同時要破除“河水不犯井水”的陳規，在同的方面聚力加強，在影響同的異端上著力減少，“一國兩制”在統一之後的兩岸新時代才能行穩致遠，才能為中國式現代化發揮獨特的貢獻。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務須牢牢把握習近平哲學思想中的聚同化異的思維內涵。
四、融合思維的成功運用需要底線思維的全力支撐
底線思維從反面思考問題，其基本要求是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做到有備無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動權。前進過程中有可能出現“黑天鵝”，也有可能遇到“灰犀牛”。對這些不利情況，要有一個總體把握和整體評估。各種風險都要防控，但重點是防控那些可能遲滯或中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全局性風險。防控風險就是劃出需要堅守的底線，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在歷屆中共領導人中，運用底線思維來處理台灣問題，當是習近平最為突出。底線思維是習近平治國理政的主要思維，無處不在，無時不有。
在台灣問題上，當然不可以缺少底線思維。過去歷任中共領導人要面對發展的問題，現在習近平在面對發展的問題同時，還要佈局如何實現復興大業，責任不同，使命更新。“兩個一百年”、實現中國夢，在2050年左右把中國打造成為世界一流強國，這是習近平直面困難、敢於變革、勇挑重擔的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如何有效遏制“台獨”的同時，調動台灣人民的積極性，兩岸共同抓住歷史機遇，共建偉大而強盛的中國，是習近平思考的重點。然而，台灣問題複雜多變，“台獨”問題非常棘手，如何應對，務須保持憂患意識，不可掉以輕心。僅有遏制“台獨”的措施是不夠的，衹有解決了“台獨”問題，才能實現偉大的歷史任務，因為“台獨”與和平無法共存、與統一無法共存，衹要“台獨”存在，“一國兩制”就難於存在，“台獨”是導致兩岸永無寧日的最主要因素。習近平說：“我們有堅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夠的能力遏制‘台獨’。”這就是在憂患意識當中，充分把握了底線思維的自信。
習近平對“台獨”底線思維有三個基本點：1，以歷史教訓為基本點，必須反對“台獨”。2，以和平統一為基本點，必須反對“台獨”。3，以全體中國人的意志為基本點，必須反對“台獨”。可以說，過去中共對台灣問題尤其是“台獨”問題強調的底線，主要著眼於反對分裂、維護國家統一。而習近平的底線思維，更多著眼於為實現國家完全統一服務，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服務。在歷史坐標上進行比較，可以說有三個不同：
1，歷史的節點不同：過去大陸是處在發展的階段，以防禦“台獨”為主。現在大陸是處在攻頂的階段，以進取為主，當然也就不會坐等“台獨”得以實現。從中共形成對付“台獨”的底線過程中，可以體會到，中共對付“台獨”的底線越來越清晰、越來越嚴厲，是因為“台獨”越來越猖獗、越來越具有危害性，所以，中共的底線具有強烈的防禦性。與之不同的是，習近平應對“台獨”的底線思維，則是與時代要求同步，更多地具有主動性、積極性。習近平強調，要堅持底線思維，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做到有備無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動權。從哲學的高度而言，這樣的底線思維能夠不斷增強原則性、預見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底線思維不是一種消極、被動、衹是防範的思維方式，絕不是要求僅僅守住底線而無所作為。底線思維實際上是一種積極主動的思維。習近平的對應“台獨”的底線思維就是如此突出，主動而不被動、積極而不消極。
2，歷史的高點不同：過去是致力為實現小康社會而對付“台獨”，現在是致力於民族偉大復興而處理“台獨”。一個是對付、一個是處理，差別是非常大的。作為一種戰略思維，底線思維要求在謀篇布局、制定戰略規劃時，必須把底線放到總體戰略的全局中去思考。習近平的對台思想核心內涵，就是促進國家的完全統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就是最大的戰略佈局。國家統一與“兩個一百年”的頂層設計是密切契合的，互為因果。所以，習近平的底線思維，必須設置在如此歷史高點之上。
3，歷史的視點不同：過去國家綜合實力不足，歷史視點中對“台獨”的盲點頗多。現在國家綜合實力迅速提升，自信心足，宏觀視點就更加清晰、遠大，對“台獨”的實質也就看得越來越清楚。衹有徹底解決“台獨”問題、完全制約“台獨”的危害性，兩岸和平統一才有實現的可能。這就是習近平遏制“台獨”底線思維最大的特點。
底線思維明確了，融合思維才有可能得到充分的應用，也就是說，融合思維中必須發揮底線思維的保底作用。底線思維中具有高線思維，底線思維是融合思維得以完全落實的重要保證。
現在需要探索的“兩制”台灣方案，應該是在兩岸實現了和平統一之後落實的制度方案，照理說統一之後“台獨”問題已經基本解決，或者是已經不突出，是否就不要有這樣的反分裂底線思維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如何在“兩制”台灣方案中加強底線思維的應用，堅決做到、確實做到，通過制度的設計，讓分離勢力永遠不能翻身，以確保兩岸統一的成果不被顛覆，“一國兩制”得到長久的落實，這是最為重要的思維。所以，與解決香港問題的初期方案最不一樣的思維特點就在於此，就是，強調兩制“共存思維”之時，要著重於融合思維，並輔之與時俱進的底線思維，兩岸衹有在底線之上力求融合，才有可能抵禦“兩制”之間的對立思維的再次發生、蔓延以及產生衝擊“一國”架構穩定的惡果。
五、習近平哲學思想對“兩制”台灣方案的影響及意義
哲學思維方式指的是人們認識、改造客觀世界時所運用的具有哲學特徵的思維方法，是辯證性的思維方法，是批判性的思維方法，是實踐第一的思維方法，是超經驗的思維方法。習近平的融合思維是典型的哲學思維。我們還知道，思想的側重點是客觀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識中經過思維活動而產生的結果。思維是對客觀事物間接的概括的一種反映，是認識的理性階段。所以，在應用習近平的融合思維之時，要全面瞭解和掌握習近平的哲學思想。
在面對台灣問題與兩岸關係的重大問題之時，習近平調動哲學思維，進行哲學思考，形成指導兩岸關係正確發展的哲學思想。從習近平宏觀的治國理政思想，以及具體的涉台談話，都可以強烈感受到其哲學思想的穿透力。如從實踐觀、民族觀、共享觀、和統觀來作典型分析，可以瞭解習近平哲學思想在兩岸關係具體運用的價值何在。⑨
1，實踐觀：縱觀習近平所有的涉台講話，可以瞭解到，通過實踐，總結經驗，創造條件，充實信心，逐步解決台灣問題，是其哲學思想的深刻反映。習近平主政以來的涉台論述，充分證明了習近平是通過實踐的經驗，得出了兩岸關係正確道路何在的判斷，並將通過實踐得到的認識及道理，訴諸兩岸同胞、啟發台灣同胞。兩岸關係需要在實踐中推進發展，通過實踐檢驗政策的正確性。
2，民族觀：習近平提出要樹立正確的歷史觀、祖國觀、民族觀，就是要求以客觀的歷史視角正確對待國家和民族這種根植於歷史的社會現象，以聯繫的觀點來正確認識各種歷史問題、國家問題、民族問題，不至於陷於唯心主義的孤立論、片面論、主觀論的泥潭之中。必須注意到，習近平每每論述兩岸關係的前途的時候，必然運用民族觀。中華民族的共同歷史、共同命運、共同目標、共同機遇、共同尊嚴與榮耀等等，都是習近平哲學思想的閃光點，也是團結兩岸中國人的最大公約數、最大同心圓。
3，共享觀：在談及兩岸關係的時候，習近平反復強調兩岸共享觀，包括：其一，共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尊嚴和榮耀。其二，首先與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也就是共享機遇。其三，共享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果。其四，讓台灣廣大同胞共享經濟發展紅利，照顧台灣基層民眾、照顧台灣弱勢群體，使更多台灣民眾在兩岸經濟交流合作中受益。習近平提出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在此，無論是中國人還是中華民族，都沒有遺漏台灣同胞。在習近平的共享觀中，兩岸同胞是不分彼此的。習近平的兩岸共享觀背後是有深刻哲學思考的，其核心一樣是以人民為中心，體現了大陸對台灣同胞的人文關懷。兩岸一家親、命運共同體、心靈契合，都是習近平對台灣問題進行哲學思考的結晶。
4，和統觀：和平統一是習近平從不動搖的思想觀，習近平從來沒有提出什麼“武力統一”的主張就是最為重要的佐證。非常生動的例子是：習近平在二十大報告就台灣問題進行了全面論述，通過融合思維與底線思維結合論證，我發現其中對和平統一與武力解決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性質界定，武力解決是為了維護和平統一，武力解決是處在和平統一的大框架之下，武力解決與和平統一絕非兩極化或者是並立化的。不放棄武力的結果就是在最大的空間維護了和平統一前景，不放棄武力也限縮了兩岸統一在外部勢力干涉之下長期拖延下去的時間。由此可見，大陸不放棄武力，絕非針對廣大台灣同胞，而是明確對付“台獨”勢力與外來勢力干涉的，一旦這兩大因素被控制，和平統一仍然是最重要的統一模式。
習近平哲學思想在兩岸關係上的運用，無所不在，豐富多彩，而且還處在不斷發展中。關於台灣問題及兩岸關係問題，不能局限於政策思考，政策思考固然重要，但是離不開哲學的思考。哲學思考能夠以戰略眼光觀察大勢，以開闊的視野和遠見洞察全局。這不僅是對領導人的要求，其實也是對每一個關心中國前途命運的思想者的要求。所以，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必須以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為方針，以習近平的融合思維為方法，並以習近平的哲學思想為指導，如此，“兩制”台灣方案一經形成，必能獲得兩岸同胞的高度認可，必然有利於促進兩岸和平統一進程與中華民族復興。
註釋：
①《中國是信守諾言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01頁。
②《鄧小平對中國特色國家統一理論的貢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2019年07月09日，作者：李琦。
③《“一國兩制”方針的時代特徵》，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2000年01月15日，作者：張宏志。
④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8頁。
⑤丁曉平，鄧小平和世界風雲人物﹝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頁148。
⑥同注1。
⑦《鄧小平與“一國兩制”的構想和實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9年03月06日，田姝。
⑧《習近平哲學思想與兩岸關係論綱》，149頁，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18年3月初版，作者：郭偉峰。
⑨《習近平哲學思想與兩岸關係論綱》，13頁，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18年3月初版，作者：郭偉峰。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3年4月號，總第3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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